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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潮】
当前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实实在在写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不要说数十年前，就是和数年前相比，各地山川地理、城市和乡村建设、文化开发、交通、通讯、旅游、风俗所发生的改变，都会令人生发出由衷的感慨。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作为国家地情资料最权威也最为完备、最具连续性的地方志，即便最新编撰，也已经明显跟不上新时代巨变的节奏。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反映现实并及时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就变得非常紧迫、必要甚至时尚起来。这样的作品既尊崇以文学方法反映新时代巨变的美学规律，又是对方志记录地方舆地、物产、风俗、传说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称之为“新方志文学”。
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文学性、时代性、连续性、史志性表达，是我对“新方志文学”的一个基本界定。这里的“地方”当然不是地方志所指的狭义的行政区划，而是包括特定的行业或领域在内，如教育、科技、航天等。另外，面对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新方志文学所采用的，也并非狭义的纪实手法，而是包含了叙事、抒情、政论、新闻、口述实录等多种方法，而且文体也比较开放，可包括写新时代巨变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并不单指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
我们知道，关注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当前，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2期开始推出的《新时代纪事》栏目，就在这方面立起一面旗帜。栏目不仅发表报告文学类的纪实性作品，也发表长篇小说。其中，欧阳黔森的《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状写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丁佳、陈言的《天之眼》，凌翼的《让候鸟飞吧》，王雄《奔驰的“金火车”》，赵雁《星空并不遥远》，洪放、朱冰峰、许冬林的《领跑者》，郑风淑的《金达莱映红山岗》，范继红的《溢绿园》等，写高科技、高铁、航天、生态文明、科技强军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写时代楷模，写城市转型。而长篇小说《海边春秋》放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则是因为作品写了海岛渔村的历史性巨变，“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用《新时代纪事》编者的话说，是“诚心诚意进入现实”，是“专注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写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蕴和时代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作品并不仅只见于《新时代纪事》栏目，并不只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长篇小说。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2018年出版的一套20部“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分别以少数民族村寨及特色小镇、古镇的历史变迁为题材，以诗配画的方式讲述贵州儿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故事，也颇具新方志文学的品格。可以说，从创作观念、写作姿态、创作方法到文体，近年这一类作品一直在引领文学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热情。新方志文学的命名，即是对这类作品美学特征的概括。创造新时代文学的历史，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往前一点追溯，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的文学书写，就已经出现在了不少作家的笔端。蒋巍的《闪着泪光的事业》写高铁建设的辉煌速度；《惊涛有泪——南阳大移民的故事》写的是为了支持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南阳人的风姿；《这里没有地平线》刻画模范村支书文朝荣的动人形象，写“苦甲天下”的贵州毕节海雀村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李春雷的《塞罕坝祭》写一百多名大学生为改变京津地带风沙危害，五十多年无怨无悔，终于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片人工森林的事迹；张胜友的《风从海上来：厦门特区建设30年》写城市变迁等，已经开始彰显出新方志文学的品质。稍后，以“非虚构小说”命名的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以及韩作荣写长沙的《城市与人》，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何建明写苏州的《我的天堂》、写重庆的《国色重庆》，王军记述北京城半个世纪沧桑的《城记》，李文明《我们这五年》写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十二五”期间的重大发展变化等，其艺术描写的现实关怀，也都指向了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更是在新时代的历史巨变中，融入了自己浓浓的乡愁。这里的乡愁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游子情怀，而是包括生态自然、现代化速度、脱贫致富、社会和谐等愿景在内的乡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在这里蕴含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
方志与文学，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两京赋》《三都赋》。在《三都赋》的序言中，左思明确说：“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不少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收录文人、诗人的作品，或关乎他们的经历、传记，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谭其骧对地方志的定义），则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与地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地收录的“景观诗文”即是突出的例子。直到当代，这样的作品仍不少，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融入了时代变迁内涵的独特自然地理、山川名胜，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反过来，景观诗文亦能提升地方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便是“诗以地兴”“地以诗传”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
文学与方志之还有一层关系，那便是乡愁。不少地方志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的书写，都有乡土情感的最终依托。由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主要是“一方之事”，故修志者中，一般都会有乡邦人士参与，有的还是担纲者或主撰者。作为中国地方志中的名家名作，《遵义府志》的主要纂修者郑珍、莫友芝就是遵义人。至于诗人、作家以故乡的“一方之事”来寄寓乡愁者，那就更多了。
不过，尽管文学与方志有着诸多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仍不能把文学作品直接等同于地方志。两者毕竟属性迥异，且写法不同，成规也不一样。地方志的作用主要是资政、教化、存史，修志是政府行为，要依据法律，由专门机构组织实施。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与地方志有着完全不同的创作规律与特点。在新时代历史巨变面前，文学尤其能够成为感应的神经、审美的载体。按有关条例规定，修志的周期一般为20年左右。为修志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地方志滞后于现实变迁乃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当老旧的地方志跟不上时代变迁的节奏，新的地方志又暂告阙如的形势下，及时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职责，就落到了新方志文学的肩上。在这里，对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及时反映是新方志文学的价值理性，而历史担当则是它的实践品格。
从前面提到的那些具有新方志文学特征的作品看，新方志文学在描写新时代历史巨变时，首先关注的是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过程中人的行为与精神风貌，其次才是面对历史巨变时的“验之方志”“稭之地图”意识，这就与地方志的写法和成规有了内在的联系。在作家笔下，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会成为文学描写的重要参照。以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为例。作品不仅记录“地方性知识”的变迁，不仅有对当地风俗、传说、物产、舆地的追述和介绍，它更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变迁过程中人的精神、心理和性格描写。如果说旧地方志的一大特点是只关注现实变迁的成果、结果或现状的话，那么，《看万山红遍》用文学的方法描写地方事物、叙述地方的历史巨变时，更注重的是现实变革中人的作用。它要铺陈、呈现的是过程，因此需要以充沛的激情呼应时代精神，需要撷取历史性变迁过程中时代社会各种因素，尤其是能够给地方历史性巨变带来巨大影响的人的性格、心理与精神风貌。在《看万山红遍》中，“万山”既是地名，更是毛泽东诗词的英雄气概与雄浑意境，隐喻新时代的宏伟画卷。同时，万山还寄寓着作家的乡愁。《看万山红遍》既是在讴歌新时代，也是在书写蕴含着生态自然、现代化速度、脱贫致富、社会和谐等愿景的乡愁。以此为基点，在描述万山“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时，欧阳黔森的着眼点始终离不开《万山志》《铜仁府志》等地方志，不时以地方的建置沿革，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山川地理、物产、风情、风物、风俗的今昔对比作为参照，以衬托新时代的巨变。这就是新方志文学极有代表性的写法。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看万山红遍》需要有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过程中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在写到具体的地方历史、地理、物产、风情，包括刻画人物心理、性格和精神风貌时，欧阳黔森还借助民间故事、传奇、传说、掌故等，让自己的叙述变得更加形象和生动起来。这种史志与文学相结合的写法，是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篇为地方、为家乡立传的作品，也许欧阳黔森并没有“新方志文学”的自觉，但他的地方文化自信非常强烈，“新地方志”纪事的色彩也非常明显。铜仁、万山将来修志，《看万山红遍》将会是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说，为地方志编撰积累资料、素材，甚至提供视角和思路，也是新方志文学的一大价值。
“新方志文学”的命名也许有点标新立异，但类似的说法很早就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出来之后，就有人称之为“新方志小说”。还有更多的作品被称为“新方志报告文学”，如前面提到的《城市与人》《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我的天堂》《国色重庆》《城记》《我们这五年》等，它们都关乎地方的前世今生，都是为地方、为故乡立传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如族谱、家谱、志书类的报告文学也已出现不少，被人称为“史志报告文学”。赵渝在谈到史志报告文学的特点时曾说，这样的作品具有新闻性和现实性，可以引导作家从对历史幽深之处的追索和探问开始，最终回到对现实性的关怀上来。而这一点，也是我们对新方志文学充满期待的重要原因。
（作者：杜国景，系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此文系贵州省社科规划办重大委托项目《欧阳黔森创作的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GZW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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