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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前行中的大芬

    作者:赵晏彪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23日 15版)

      提及深圳大芬油画村时,曾有人用轻蔑的口吻唱衰。但是,大芬从未走向穷途末路。这便是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启示:冲破陈旧观念,勇往直前便会前程万里。

      深圳,无愧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不仅充满活力与创意、竞争与快节奏,更会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创造奇迹。大芬,属于深圳,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这是个曾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小村子,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融艺术于生活的“百花洲”。

      大芬以新著称,甘坑以古闻名,这一新一古、一动一静、一文一雅,演绎了拓荒者挖掘宝藏的神话。我边走边看,边看边聊。艺术家、美术师、工艺师创作的精美作品,仿佛在我近日颇感烦躁的心中注入了一种惬意,心胸豁然开朗了许多。从目光到内心,从触觉到感知,都激发出诸多的想法,也使我对绘画艺术进行了某种联想和思考。

      画家村多矣。北京也有个画家村,名曰宋庄。宋庄与大芬的不同之处是,那里成名的画家似乎多了些,各类工作室以原创为主的画作占据了模仿者的地盘。相比之下,宋庄却少了些许朝气和经营意识,更少了些许规模与气度。

      大芬不但云集了全国各地2000多名画家和画师,而且200多家画廊复制的油画作品都是市场最流行的名画。在油画博物馆里,一位讲解员告诉我,初期的大芬村以复制风景、人像名画为主,包括梵·高的《向日葵》、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现在大芬村的作品风格多样,有静物画,有抽象画;有复制,也有半原创,还有完全原创。大芬村每年生产和销售的油画达到了100多万幅,年出口创汇3000多万元,被国内外的艺术同行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30年前,大芬还是一个原始的客家小村落,村民以种水稻为生,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1989年,香港画家黄江来到大芬,租用民房,招募学生和画工,进行油画创作、临摹、收集和批量销售,由此将油画这种特殊产业带进了大芬村。目前,大芬油画村共有以油画为主的各类经营门店1100家,居住在大芬村内的画家、画工8000多人,形成了以大芬村为中心,辐射闽、粤、湘、赣及港澳地区的油画产业圈。在国际营销方面,大芬油画以欧美及非洲为主要市场,经营范围涉及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大芬油画村自创立以来,有褒有贬。有人说,这里都是质量不高的临摹画,算不上是艺术。然而在我看来,大芬油画村能够使普通百姓近距离接触到绘画艺术,这便是非凡之举。朝气蓬勃的大芬油画产业,告诉世人一个理念:油画艺术作为世界性语言,业已成为走进各色人种、不同国度,倡导唯美文化,提高生活品质的代表物,是真正的“美丽使者”“和平之钥”。尽管战争消亡了许多艺术珍品,尽管有人雪藏了一些艺术品,但在大芬,许多画师将这些“在世”的和已经“不在世”的艺术品重见天日,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效益,更是一种社会效益;不仅是一种功德,更是广阔空间的文化传播。

      站在《向日葵》前,耳际回响起那些画师含泪诉说的辛酸创业史,亦想起了荷兰画家梵·高。他的一生虽然没有卖出一幅画,而且备受生活折磨,但他成了最伟大的画家。《向日葵》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把所有的情感都融入到笔触和色彩中,幻化光影的魔力表达自我。每个人站在这幅画前,都能感受到梵·高火一般炽热的感情和对生活的希望。向日葵被束缚在花瓶中,但想要挣脱这种命运,渴望无拘无束的生长。现如今,在大芬油画村,梵·高的《向日葵》《鸢尾花》,又不知养活了多少画师,美丽了多少人的心灵,美化了多少家庭。无论有多少人对大芬持有偏见,仅凭此功绩,它所彰显的艺术价值与精神价值便值得赞美。

      走在大芬画廊中,各种念头在脑际回旋。艺术创作如何向原创转型?如何保持商品画市场之旺盛?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各方如何以真诚取利?无可否认,在满眼绚丽色彩的背后,存在着诸多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然而新时代的大芬,正在这些挑战前作出新的抉择,扬其善,倡其美,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正如泰戈尔所言,“艺术在朝圣的路上,探访现实中未知的一座座殿堂,走向一个同过去有着天渊之别的未来。”

      (作者:赵晏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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