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行秦始皇直道

    【著书者说】   

    秦始皇时代，自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至甘泉（今陕西淳化）修筑了一条高等级的道路“直道”。司马迁在自己的史学著述中保留了对于秦始皇直道的珍贵的历史记忆。《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六国年表》也有“（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的记述。秦始皇直道的考察与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秦史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中国古代交通史再总结，也有重要的意义。

秦政的纪念

    秦人有经营宏大工程的传统。秦穆公时代，向戎王使节由余展示炫耀宫殿和仓储建筑，对方感叹：“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史记·秦本纪》）秦统一之后的大规模营造，有长城工程、驰道工程、宫室工程、陵墓工程等。而直道工程自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方始启动，到三十七年（前210）载运秦始皇尸身的车队“行从直道至咸阳”，全程筑作过程大致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虽然《史记·蒙恬列传》有“道未就”的说法，然而赵高、李斯、胡亥等护送秦始皇柩车经行直道回归咸阳，“銮舆风过鲍鱼腥”（胡曾《咏史诗·沙丘》），说明这条道路已经具备可以通行帝王乘舆的规格。直道工程量非常浩巨而工期短暂，体现了秦帝国超常的行政效率。秦始皇直道，可以看作秦政的纪念。

    秦始皇直道工程与长城工程由秦王朝负责经营“北边”防线的名将蒙恬主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直道对于“击胡”即抗击北方草原强势民族之军事战略的特殊意义是明朗的。秦始皇时代在“北边”“南海”两个方向的拓展，使得中原文化影响空前扩张。特别是长城防线，因直道得到内地的直接支持。

    关于直道工程，司马迁使用“堑山堙谷”一语。秦始皇直道的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证实了这种普遍的施工形式。陕甘之间保留的秦直道遗存，许多路段仍然有宽度超过50米的路面。“千八百里”“直通之”的秦始皇直道在交通史上声名显赫，对于具体的道路工程史研究，也提供了实证信息。

    秦始皇去世，秘不发丧，车队“行从直道至咸阳”，随后“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经历“辒凉车载鲍鱼归”（〔宋〕刘克庄：《读秦纪七绝》），即直道的规划者最终以极其特殊的方式经行这条道路的情节，秦史逐步走向尾声。

直道：司马迁的足迹、笔迹和心迹

    司马迁是著名的重视实地考察、喜爱远程游历的历史学者。王国维说：“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太史公行年考》）在《史记·蒙恬列传》篇末，司马迁记录了亲身行历直道的体验：“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我们今天行走在秦直道宽广坚实的路面上，会想到司马迁“自直道归”的经历以及“固轻百姓力矣”的叹息。如果没有司马迁对于秦始皇直道的高度关注、亲身踏察与具体记述，对于这条堪称最伟大交通工程之卓越成品的古代道路，也许后世人们会长期心怀基于无知的冷漠。司马迁之后两千余年，我们基本没有看到对秦直道予以特别关注的文史论著。

    所谓“固轻百姓力矣”，是司马迁立足民本立场的历史感叹，指出了秦直道工程建设其社会付出代价的沉重。脚踏路草黄尘，追想太史公当年的足音，可以体会史家名言的深切内涵。而天风林籁，也回响着古今的共鸣。作为役人的兵士和农夫在直道路基一层层的夯土间抛洒了汗水，甚至牺牲了生命。考古学者在秦汉地层发掘清理出当时人在直道路面行走的真切足迹。我们看到这些遗存，可以曲折体会其中隐含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意识，理解百姓对秦直道工程的感觉。相关体现心态史的文字资料，可见行经直道的文人、商贾们的感受在相关方志中“艺文”部分的片断存留。

    不过，我们感受到的最清醒最开明的历史理念的体现，还是司马迁的名句“固轻百姓力矣”。

秦始皇直道的考察与研究

    秦直道“千八百里”“直通之”，沿途有草原荒漠、黄土高原等不同地貌，南段修筑在子午岭山脊之上。一路经历沙地、草甸、高山、疏林，遗迹现象残断，遗存形式复杂。千百年来，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进入史家的视野。

    对秦始皇直道的科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始。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学者对秦始皇直道北段进行了实地调查。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名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宣示秦直道研究的学术路径正式开启。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关心这一研究主题，并致力于学术实践。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和交通史志研究者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学术成果。陕西、甘肃、内蒙古的考古学家和许多珍视并致力于保护古代文化遗存的人文学者分别进行了多次直道遗迹的艰苦调查。靳之林、王开、徐君峰等先生坚持数年的秦直道考察，为秦直道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第一手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教授主持的秦直道发掘，获得了重要成果。他在陕西富县进行的发掘，列名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民间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关注秦始皇直道的人们，也曾经发起多种形式的对于秦直道保护和考察极有意义的活动。如“善行天下”公益徒步活动组委会策划并实践的多次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的徒步考察，以及史军、刘敬伟、于恬恬、荣浪2014年9月至10月自淳化至包头对秦始皇直道全程的徒步考察等。他们以数十年的辛苦努力，通过脚步和手铲，亲近秦直道，观摩秦直道，踏察秦直道，于是形成了科学考论秦直道的新的条件。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组织的秦直道遗迹考察（2013年8月7日至17日），集合了数十名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行历陕西淳化、旬邑—甘肃正宁、宁县—陕西黄陵、富县、甘泉，获得了诸多收获。这样的工作，也成为“秦直道”丛书编撰的重要的学术基础之一。

“秦直道”丛书面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朋友们为推进秦始皇直道的研究精心策划，精心组织，精心操作，推促学界朋友合力完成了“秦直道”丛书。作为有识见的出版家的这一功德事，秦史研究者、历史地理研究者、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朋友们都会由衷感激。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这部“秦直道”丛书包括徐卫民、喻鹏涛著《秦直道与长城—秦的两大军事工程》，徐君峰著《秦直道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著《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徐君峰著《秦直道考察行记》，王子今著《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宋超、孙家洲著《秦直道与汉匈战争》，马骕、雷兴鹤、吴宏岐编著《秦直道线路与沿线遗存》、孙闻博编《秦直道研究论集》。丛书编写的学术构想，不强求作者学术意见的简单一致。读者可以看到，不同的学术见解，例如对于所谓“东线说”和“西线说”的不同认识，分别呈示于作者们各自的论著中。编撰者愿意学习仿效当年《古史辨》的编者以宏大胸怀同时发布相互对立的学术观点的做法，以方便读者能够一览学术全局，明了学术流变，自主学术分析，形成学术新知。应当说明，尽管若干学术意见存在分歧，但是对实证原则的坚守，对历史真实的探索，对科学真知的追求，对学术规范的遵循，是“秦直道”丛书作者们共同的理念。关于秦直道起点和终点的科学表述，关于秦直道在汉与匈奴战争中的作用，关于秦直道的经济效能，关于秦直道与子午道的关系，关于秦直道与长城构成的军事建设格局，关于秦直道联系“径路神祠”即“匈奴祭天处”与华夏人祭黄帝处的意义，关于秦直道沿线遗存的认识等等，作者分别发表了新的学术意见。秦始皇直道营造的起因，在于与匈奴的战争。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战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顾奴隶制以来的历史时也曾经指出，历史逐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以为战争即外部交往的形式。回顾秦汉历史，与战争同时发生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形式，还有和亲、赂遗，以及关市等。其性质也可以看作交易。由于直道通行条件的便利，成为这些活动的首选线路。在战争史的视角之外，同时从交往史、民族史、开发史、工程史的视角考察理解直道的历史意义，应当是适宜的。这样的工作，自“秦直道”丛书已经迈出初步。

    相信随着今后秦直道研究工作的进展，特别是秦直道考古工作新收获的取得，一些学术疑问能够得以澄清，若干学术共识应当可以逐步形成。

    史念海先生多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秦直道”丛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应当符合史念海先生的心愿。“秦直道”丛书郑重面世，可以看作对史念海先生的一种纪念。作为学生、晚辈和学术追随者，我们也表示这样的心愿：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努力实现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军事学、建筑学的完满结合，深化并充实秦直道的研究，并进一步推动秦汉历史文化的多方位考察。

    （作者：王子今，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