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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7日 星期六

    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浙学

    作者:龚缨晏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7日 11版)

        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并于1524年前后在浙江沿海的双屿港建立起贸易居点,直到1548年才被明朝军队捣毁。双屿港是欧洲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的第一个贸易居点。在葡萄牙人活动期间,有些浙江人搭乘葡萄牙人的船只,最后漂泊到了西欧,成为最早侨居欧洲的中国人之一。因此,浙江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主要区域。

        在明末清初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学者及官员中,有许多人是浙江籍的。我们知道,1583年,正是在肇庆知府王泮(绍兴人)的鼎力帮助下,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才得以首次在中国内地居住下来,从而获得了在中国发展的广阔空间。利玛窦于1601年来到北京后,获得了一大批浙江籍官员的支持。在“明末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中,除了徐光启是上海人之外,其他两位李之藻、杨廷筠都是杭州人。17世纪初,金尼阁、艾儒略、卫匡国等一大批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在杭州生活过。杭州因此还成为中西交汇的学术中心。《职方外纪》《西学凡》《寰有诠》等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就是在杭州出版的。

        通过直接与利玛窦等人交往、间接阅读他们的著述等途径,明末清初的一些浙江籍学者逐渐了解、学习、甚至接受了西方文化。当然,更多的浙江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西方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这样,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西方文化的作品。这些著作,有的全文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如李之藻的《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有的被列入《四库存目》中,如李之藻的《天学初函》、另一位杭州人许胥臣的《盖载图宪》等。还有一大批杰出学者,如杨廷筠、虞淳熙、刘宗周、吕留良、黄宗羲、万斯同等,虽然《四库全书》只收录其部分著作,但实际上他们都讨论过西方文化,或赞赏,或疑惑,或拒斥。当然,更多的著作及作者,《四库全书》根本没有提及。相反,在巴黎、罗马、东京、圣彼得堡等地的图书馆中,却可以找到这些浙江学者的著作。明清之际浙江学者关于西方文化的著作,成了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

        从明朝末年开始,由于西方文化强烈地影响了浙江学者,因此,浙江传统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大了空间视野。1405至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曾经到过非洲东海岸,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向西航行所到达的最远地方。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浙江绍兴人马欢在其所著《瀛涯胜览》中,详细列举了他们所经过的20个主要国家。这些国家,都位于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最后一个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上的“天方国”。从16世纪末开始,浙江学者的空间视野已经扩大到整个世界。1599年在南京与利玛窦见过面的鄞县人徐时进介绍了“八万里而遥”的欧罗巴(欧洲)。1602年利玛窦绘制、李之藻资助、“钱塘张文焘过纸”的《坤舆万国全图》,则完整地展示了包括美洲、南极部分在内的整个地球。

        第二,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浙江的天文学历史悠久,东汉时期的王充就专门探讨过天体问题。六朝时余姚人虞耸、虞喜等人提出过不同的天文学理论。但传统的天文学一直停滞不前。明朝末年,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依据西方天文学理论,进行了历法改革。清初,黄宗羲研究过西方天文学,他的儿子黄百家则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这样,浙江的天文历算研究,就从传统迈向近代了。

        第三,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近代欧洲人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开路先锋,就是先进的火炮。1548年明朝军队在捣毁双屿港的过程中,就缴获过欧洲火炮,并且进行过仿造。明末,赵士桢等浙江人对欧洲火炮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并写出了《神器谱》等著作。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后,带来了许多西方制作的器物,包括令中国人颇感新奇的自鸣钟。明末徐时进、朱怀吾、沈德符等浙江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讲到过西洋自鸣钟。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将西方逻辑学首次介绍到中国。此外,随着天主教的传入,李之藻、杨廷筠、朱宗元等一批浙江人写过许多关于天主教的著作。所有前述这些内容,不仅在此前的浙江学术文化中是没有的,而且,在中国学术文化中也是没有的。这些全新的学术领域,是浙江学者面对着全球化冲击而开拓出来的。

        第四,引发了新的学术论题。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当欧洲文化传入中国后,必然与中国文化发生碰撞,从而引发前所未有的学术新论题。由于浙江学者较早、较多、较深地接触了西方文化,所以,明末清初,许多浙江学者讨论过这些新论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学与西学的“会通”问题。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中心,距离中国越远,其文明程度就越低。据此,“弹丸穷岛居西极”(万斯同诗句)的欧洲,应当是非常野蛮落后的,可事实上,他们却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为严重的是,有许多人据此而拒绝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刘宗周就这样说过:“四夷”的天文学,“未必尽行于中国也”。而黄宗羲等人则一方面努力学习西学,另一方面通过倡导“西学中源说”来论证学习西学的理论依据。此外,根据利玛窦等人所带来的天主教,中国人不能祭祀祖先和孔子,只能崇拜上帝,这就与儒家学说、佛教教义、民间习俗发生了严重冲突。在明末清初的浙江,天主教学者杨廷筠、朱宗元、张星曜等,以及更多的反天主教僧俗学者沈、许大受、虞淳熙、莲池法师等,撰写了大量的论著,或发难辩驳,或释疑解惑。这些论著,丰富了浙江学术文化的内涵,激发了浙江学术文化的活力。

        第五,催生了新的文化思想。陌生而先进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浙江学者中间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明末许大受认为,必须彻底禁绝西方文化,即使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必须一并禁绝,因为西方科技虽然“巧”,但“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与此相反,李之藻等人则以宋儒“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点为依据,用杨廷筠的话来说,就是“东海西海,不相谋而符节合”。这些论述,实际上蕴含着可贵的现代意识: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共同的价值,拥有各自的优势,因此,我们应当以平等的心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抱着居高临下的心态来俯视西方先进文化。侯外庐评价说:李之藻等人学习西方文化的活动,“正反映着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要求”。

        浙江的学术文化悠久而深厚,但同时又与时俱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汲取外来先进文化,从而保持蓬勃的活力。在新的时代,浙江学术文化更要发扬这种广采博取、包容并蓄的开放精神,从而推动浙江更好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作者:龚缨晏,系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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