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与英国社会

    本期主持：向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期主题：环境与人    

主持人语

    环境与人的关系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自从18世纪孟德斯鸠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以来，学界就围绕环境对人的影响展开了激烈争论。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曾经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过系统批判，从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环境与人的关系。一方面，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对人的活动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利用和改变环境。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应当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论，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试图在历史纵深中探讨环境与人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飨读者。

    在英国历史研究中，水利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是受学界由来已久的“东方主义”影响造成的。按照东方主义者的划分，东方是“治水社会”，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而西方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雨水充沛，不用人工灌溉，因而也无须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直到20世纪90年代，上述状况才有所改变。1999年十多位分别来自环境科学、景观考古和农业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共同探讨英国历史上的水利建设及其得失，推出了《英国景观中的水管理：耕地、沼泽和水草地》。主编哈德里安·库克和汤姆·威廉森在“引言”中写道：“英国农业水管理的历史，可能不像某些东方文明那样引人注目，但从长期看，仍然是理解农业、景观和更广泛的经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开发潮湿地

    英国位于亚欧大陆西北端，受大西洋环流气候的影响，全年温和湿润，年平均降雨量约1100毫米。水资源丰富有利于植物生长，发展农业的潜力大，但也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积水会挤占土壤的氧气空间，导致农作物根部的有氧呼吸不畅，时间久了会根茎腐烂，乃至农作物死亡。其次，水蒸发会消耗土壤的大量热量，延迟农作物生长周期，从而导致减产，冬季渍水还会引起霜冻。因此，在英国湿地又被称为冷地。最后，森林、沼泽密布，加之米德兰和部分其他地区重黏土坚硬板结，也给耕种造成了困难。英国土地的大开发及其利用直到9、10世纪才真正开始。与地中海农业不同，英国水利的首要任务是排出多余的水。

    英国农业是欧洲两种食物生产传统，即地中海小麦种植和西北欧牛羊饲养相结合的产物。小麦原本是旱地作物，生长周期长，不适合在英国潮湿的环境种植，即使在罗马人统治时期，这里也只能种植生长周期短、耐湿耐寒的大麦和燕麦。因此，在英国引种小麦首先需要排水，最常见的方式是垄沟排水。9、10世纪，英国首次采用重犁，重犁由犁刀、犁铧和推土板组成。犁刀切割地皮，犁铧深耕松土，推土板则起垄开沟。垄背上的水渗流到垄沟，再从垄沟排走。种子撒播在垄背上，地面离水，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垄作对于引种小麦尤为重要，小麦是越冬作物，冬季潮湿地往往霜冻，会冻死麦苗，长在垄背上则能避免。因此，13世纪英国农学家沃尔特强调，“在地里播种时，沼泽地和潮湿地要起好垄，将水排走，使地面无水”。

    英国考古学家和农史学家晚近的研究表明，垄沟排水在英国大多数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采用过，在米德兰尤为典型。这里地势低洼平坦，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加上面积广大，是中世纪英国农业优先开发的地区，但治水任务艰巨。为了有效排水，起垄要高出地面许多，通常1英尺左右，有些地方高达3英尺。直至今日，中世纪的垄沟仍能从米德兰凸凹不平的农田外貌上观察到。为了便于治水，米德兰领主和农民集中居住，形成了核心村庄，并发展出条田交错的敞田制度。垄田是敞田的基本单位，垄田即条田。垄沟不仅排水，还将农户各自的条田区分开来。米德兰地区庄园制度发达，治水和敞田管理通过庄园法庭统一进行。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米德兰的庄园档案中，保留着大量关于治水的记录。1523和1554年，北安普顿郡赫明顿庄园法庭要求佃户在米迦勒节后将条田尽头的田埂破开，以便垄沟排出的水流出“弗隆”（由同一方向的一组垄田组成的小田），不至于因为“弗隆”田头积水影响大田治水效果。

    米德兰之外，由于环境和田制不同，农田排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在东盎格利亚和赫特福德郡贫瘠的土地上，农民使用灵活的浅耕犁，垄沟狭窄，呈“线迹”状。在肯特和中埃塞克斯林地，农田是通过领主或农民零星蚕食开垦出来的，很早就被圈围。这里的排水主要是通过挖沟，农田四周的壕沟和树篱是该地独特的乡村景观。

排干沼泽

    英国沼泽数量多、面积大。东部滨海泥沼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西南萨默塞特平原洼地650平方公里，除此之外，西南塞文河口、东南罗姆尼沼泽面积也很大。沼泽地资源丰富，土壤肥沃，但比潮湿地更难排干。12、13世纪随着英国人口增长，土地资源紧张，对沼泽地的开发逐渐展开。人们临水筑堤，疏浚水道，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圈围起来。圈地内起垄开沟，排除渍水。沼泽地的开发和利用需要兴修大型水利，通常由经济实力雄厚的修道院主导。由于这些水利工程需要当地居民密切合作，13世纪英国发展出经国王授权的“水利委员会”制度，委员会负责维护防洪堤、清理河道，有权向相关责任人派工派活，并有权向本地居民征收相关税费。但是，中世纪的水利工程是地方性的，效率不高，真正开发的地区少。大多数沼泽仍处于自然状态，是当地居民割芦苇、挖泥煤、捕鱼的场所，因此，沼泽地是英国公地农最集中的地方。即使被圈围开发出来的土地，也由于排水不尽，只能用作牧场和生产过冬干草的草地。

    以上状况在16、17世纪发生了变化。首先，宗教改革时期沼泽地修道院地产被国王没收，除部分保留给王室外，大部分被国王拍卖。新的土地所有者大多来自商人或律师家庭，他们受传统基督教思想束缚小，更具有牟利的冲动。其次，16、17世纪是英国“国家建构”时期，无论是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还是英国内战时期的议会，都把支持大规模水利建设作为扩大政府权力的手段和合法性基础。最后，受人文主义和新教神学思想的影响，英国知识界要求“改进”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热情高涨，他们呼吁将芦苇丛生、瘴气弥漫的沼泽变成肥美良田，从而造福社会。受上述因素共同推动，16、17世纪英国的沼泽地开发不再是零星的，而是整体的；地方性“水利委员会”也发展成为全国性机构，受大法官及其所属政府官员管辖。

    沼泽地大开发是英国水利史上的壮举，但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前所未有。除了技术问题之外，资金来源以及国王、地主和公地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两个最棘手的问题。为了吸引荷兰的技术和资金，英国采取了以开垦土地作为回报的诱人策略，这种策略很快转变成为同样适用于国内的集资方式。投资者大多是国内外银行家和大商人，他们被称为“冒险家”，即敢于为不确定收益压上自己资本的人。1630年以贝德福德四世伯爵为首的大地主同一群“冒险家”一起，启动了位于英国东部沼泽的贝德福德工程。按计划，大地主将45000英亩开垦地授予“冒险家”，12500英亩赠给国王，预留42500英亩给新成立的开发公司，作为维护排干工程的资金来源。

    排干沼泽不仅改变了当地生态，也改变了当地的利益格局和生活方式，因此国王、地主和公地农三者之间矛盾冲突不断。都铎王朝为了在宗教改革等重大问题上赢得社会的支持，扩大了英国议会的权力，该王朝统治时期排干沼泽的计划都是以议会法令形式通过的，但斯图亚特王朝改变了这一传统。国王在沼泽地区拥有大量土地，为了解决王室政府日益窘迫的财政问题，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亲自主持大型王室排干工程，如1618年詹姆斯一世在萨默塞特的塞奇穆尔工程、1626年查理一世在林肯郡的阿克斯霍姆工程。查理一世还强势介入大地主主导的贝德福德工程，遭到了大地主和公地农的强烈反对。英国革命时期的著名军事领袖、护国公克伦威尔也是当时的反对者。不过他反对的不是排干沼泽计划本身，而是“不公正”的利益分配。沼泽地开发中的利益冲突加速了英国革命的到来。英国革命爆发后，议会获得对排干沼泽工程的决定权。1649—1656年在“增进公益”的呼声中，共和国和护国政府掀起了英国乃至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排干沼泽高潮。但实际上，由于地主控制着议会，他们和那些参与投资的“冒险家”才是真正的获益者。随着革命期间和王朝复辟之后沼泽地开发的快速推进，公地农失去了谋生的手段，最终从英国历史上消失了。

灌溉草地

    英国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畜牧业。重犁要8头牛才能拉动，需要养很多牛；直到19世纪人造化肥出现之前，英国农肥主要来自牲畜粪便，尤其是含氮量高的羊粪，粮食增产的关键是多养羊。因此，英国农村除耕地外有专门的牧场，他们还将收获后的条田用作公共牧场。尽管如此，英国仍然面临冬春之际牧草短缺的问题。从7世纪开始，英国开始在水源充足的地段，如河边或洼地有水处种植水养牧草，夏季收获晒干，以备牲畜过冬。但由于英国牲畜多，干草需求量大，而适合生产干草的水养地少，因此此类草地比耕地珍贵很多。1312年白金汉郡谢灵顿领主直领地出租，草地价格是耕地的6倍。米德兰河流多、地势低洼，是中世纪英国草地最多的地区，可达农田面积的5%至10%。

    中世纪草地是自然形成的，虽不充裕，但可大体满足当时农业的需要，这种状况在16、17世纪发生了变化。16、17世纪英国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英国东南地区城市工商业发达，为满足伦敦及周围地区城市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英国南部的白垩丘陵即威塞克斯转变成为新兴粮食生产基地，西部山区则专于畜牧业生产。威塞克斯土地贫瘠，要发展粮食生产不得不多养羊，英国历史上典型的“羊-谷”农业在这里发展起来。“羊-谷”农业的核心是“拢羊积肥”，即将羊群赶进设在农田上的羊栏过夜，以便积攒羊粪。但是，威塞克斯和英国西部山区天然草地很少，为了适应饲养大量牲畜的需要，不得不采用人工灌溉。

    灌溉草地需要筑坝、建闸、修水渠，虽然工程没有开发沼泽大，但也需要专业水工、资本和有效的组织。英国乡绅和商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乡绅不仅仅是地主，还是庄园领主，可以通过庄园法庭平息反对意见，保证工程计划通过。1629年普德莱顿庄园领主亨利·黑斯廷斯亲自出席庄园法庭，支持庄园管家理查德·拉塞尔将普通草地改造成灌溉草地的计划。该计划使255英亩草地变成了灌溉草地，佃农以抽签方式获得各自应有的草田份额。草地灌溉似乎加强了“羊-谷”农业区庄园制和敞田制，但实际上由于乡绅不同于过去的封建领主，庄园法庭更多地反映了庄园主自身和大佃农的利益，小佃农、公地农的习惯权利不再受到保护。有的工程很大，穿越好几个村庄，需要大量资金，这为商人介入提供了可能。伦敦大商人、英国议会议员约瑟夫·阿什在通过购买、租赁方式获得埃文河谷的大量土地后，于1665-1690年提议并出资兴建了沿埃文河全长8公里的灌溉草地工程。最初的预算是2000英镑，但最终开支超过了5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投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水利在英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将东西方简单区分为“治水”和“非治水”社会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次，新修水利需要组织人力、物力，会对地方社会乃至中央权力机构造成冲击和影响，但不宜夸大。17世纪英国的沼泽大开发伴随着国王、地主和公地农三者之间的博弈，事实上是这种博弈而非大开发本身决定了英国未来政治的走向。由于英国地主在博弈中胜出，从而导致了地主寡头对英国漫长的统治，这种统治直到1832年才被议会改革所打破。第三，水利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1662年阿克斯霍姆工程竣工后不久，威廉·达格代尔就热情洋溢地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这个宏伟的、尽管要承担费用的工程给公众带来了多么大的好处。”实际上这种好处是以对部分人，特别是公地农利益的损害为代价的。晚近历史研究表明，排干沼泽还带来了一些生态问题，而这些问题要么未被时人认识，要么被有意忽略了。因此，如何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生态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需要史学工作者更多关注。

    （作者：向荣，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