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通讯社 刘万利
今天,我的故事就从几面国旗讲起。
去年,我在伊拉克采访过一名足球教练,他叫加尼姆。30年前,他是伊拉克国家队的主力,伊拉克球迷心中的马拉多纳,曾经代表伊拉克参加了1986年世界杯。
但是,后来他无法征战球场,而是征战在一个满目疮痍的战争国家里。他告诉我,他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是身披国旗奔跑在赛场上。但是,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的那面珍贵的伊拉克国旗,紧紧裹着的,是他的儿子和女婿的遗像。
过去15年,战争不仅摧毁了一个国家,更在摧毁一代人的梦想。哪怕是娱乐这种小小的心愿,也变得扭曲不堪。
有一次,我进入被极端组织占领的伊拉克摩苏尔市采访,一颗子弹击中了距离我只有一米的屋檐。屋檐碎裂,子弹弹起,就落在我的脚边。一个四五岁大的男孩跑过来,举起手中的水瓶,把水浇在弹头上。滋的一声,滚烫的弹头上升起了一团白雾。小男孩笑着,捡起弹头,放在我的手心。那一刻,我的心是酸楚的。残酷的子弹在孩子的眼中竟然成了游戏的玩具。
后来的日子里,伊拉克的局势渐渐好转,我跟随政府军见证着他们一处一处地收复被占领的城市村落。每收复一处,伊拉克政府军就将一面国旗插在城市的制高点。
2011年初,利比亚内战爆发。数万人为躲避战火逃往邻国。在利比亚和埃及交界的边检站,大量难民滞留在靠近埃及的一侧。几百米外的利比亚哨所空空荡荡,旗杆上的国旗已被战火烧的不见踪影。
一名利比亚人拦住我,哭着恳求我把他带进埃及。他在战乱中与妻子走散,唯一的女儿受了枪伤被送到埃及境内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说,之前看到中国人可以优先通关,这个时候也只有中国人可以迈过这里的边检线。
中国公民优先,因为在危难时,五星红旗就守卫在我们身边。
当利比亚内战平息,我转战到另一个战场,也门。
2015年的一天凌晨,一连串巨大爆炸声,将我从睡梦中炸醒。防空火炮点亮了萨那的夜空,大量弹片如雨点般倾泻而下。
我和中国驻也门使馆工作人员一共30多人挤在4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避难。地下室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悬挂的一面五星红旗。
那一刻,五星红旗下,就是我们的庇护所,就是我们的家。
同样在那一刻,中国护航编队正迅速向指定海域驶进,一场惊心动魄的撤侨行动即将展开。撤侨的车队,悬挂五星红旗,通过检查站时,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通行证。码头上,在临沂号护卫舰的临时海关口,《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我们的身份证。
那一刻,在每一位中国人激昂的泪光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安全感,《义勇军进行曲》是这个星球上最嘹亮的歌声。
我是新华社一名普通记者。工作十年,七年驻外,辗转利比亚、也门、伊拉克三个战场。枪林弹雨,生离死别,荣辱兴衰……都已化作“新华社几月几日电”,永远地留在了中国新闻的历史稿库里。
我能够在危难中工作,在寂寞中思考,在生死考验中砥砺前行。因为,在心的最深处,恪守一份职责;在心的最高点,挂有一面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