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眷言家国怀殷忧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谈及近代改良运动，人们总会最先想起康有为和梁启超。事实上，早于康梁、力主变法自强的王韬在当时颇具影响，他曾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要求发展工商业和新式交通，主张改革封建科举制度，为戊戌变法做了舆论准备。只是当局“用其言而弃其人”，因此长久以来王韬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1828年11月10日，王韬出生于今天的苏州甪直。他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蹇。青年时期科举不第、弱冠失恃，投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被迫遁迹海外；壮年漫游欧洲、讲演访学，回到香港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第一批思想家、政论家、新闻工作者，王韬曾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坚持批判现实，提倡西学，为中国现代化贡献了毕生精力。

    个人的不幸、国家的耻辱、中西文化认同的困惑在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这是一群已经离开传统堤岸又尚未找到彼岸依归的“畸零人”，王韬是其中不幸最多、忧愁最深的一位。蛰居上海时，王韬在英国新教伦敦会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靠给洋人“卖文”为生，为乡党亲朋所不齿，几乎“无复有生人之乐”。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时，王韬也看到了当时中国的生存危机。他厌倦了烦琐的宗教经书翻译工作，可是对引介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浓厚兴趣又使他不忍离开书馆。他在《弢园老民自传》中写道：“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住适馆授书焉。”这一时期，王韬相继翻译了《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涉及物理、天文、商贸、工程等多个领域，为西学东渐做了大量实质工作。后来王韬将它们与《泰西著述考》一道编辑成册，名为《弢园西学辑存六种》。

    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折的激流中，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以笔为枪，向旧社会宣战，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座座丰碑。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一份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变法自强的“喉舌报”。他在开张布告中写下“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一段话，作为摆脱西人束缚、独立发表见解的宣言。兼通中西学、熔世界意识与爱国情感于一炉是《循环日报》的特色，王韬及其同仁一面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闭塞状态；一面阐述见解，引导舆论，大力推进富强和改革活动全面展开。《富强要策》（1874年2月5日）、《论台湾实为中国重镇》（1874年7月16日）、《论欧洲近事》（1878年3月13日）等都是切中时弊、反映民情民心的论文，认为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实业以自强。

    王韬任主笔10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政论800余篇，始终践行报纸“通上下、通内外、辅教化之不足”的三重功用。后来他在和友人谈及办报情形时说：“年来我亦持清议，眷言家国怀殷忧，论事往往撄众怒，世人欲杀狂奴囚。”借事生议，痛击黑暗，臧否人物，《循环日报》鞭辟现实之深致使顽固守旧之士如同芒刺在背。把办报的宗旨从盈利赚钱拓展到开通民智，把报纸的功能从提供新闻消息拓展到议事论政，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大革命。在王韬与同仁的努力下，这份“言别人所不敢言”的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凡有华人驻足处”均设有该报代销点，《循环日报》执中国报纸草创时期之牛耳，林语堂也把王韬比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尚处在黑暗多于光明、保守多于革新、封闭多于开放的时期，知洋务、讲变通的敏锐之士仍属凤毛麟角。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韬将重要媒介手段——报纸引入中国，宣告了中国思想家宣扬改革的近代方式的诞生。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3篇政论，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早23年。自此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章炳麟，无一不把倡导变革与办报联系起来。通过办报和翻译，王韬在近代史上扮演了思想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无疑也具有革命者的先驱地位。

    1897年秋，王韬在上海病逝。100年后，他的故乡苏州甪直筹建了一座占地800平方米的王韬纪念馆。在这座典型的清式宅园中，王韬半身铜像突出展示在生平事迹陈列室中，另一侧是《循环日报》的复制品，厅柱上镌刻着康有为题赠给王韬的对联“结想在霄汉，即事高华嵩”。值此王韬诞辰190周年之际，他心怀家国、变法图强的光辉思想，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为国家富强继续奋斗。

    （本报记者 苏雁 本报通讯员 刘诗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