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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04日 星期日

    历代训诂学简介

    作者:李艳红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04日 12版)

    先秦两汉:训诂的产生和兴盛期

        训诂萌芽于先秦,但真正以解释文献语言为目的而系统进行的训诂工作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促进了训诂的发展。汉代古文经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这种学风称为“朴学”“汉学”)。著名学者有贾逵、服虔、马融、郑兴、郑众、许慎、郑玄等。注本有:毛亨《毛诗故训传》,郑玄《毛诗笺》、三礼注等。除经以外,还有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等。

        汉代训诂专书有《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尔雅》是最早的一部按事类编排的同训词典,被奉为训诂之祖,并被列入经书类。杨雄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其以方言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的兼贯纵横的训诂方法”,对后世训诂学有很大影响。刘熙的《释名》是一部用声训方法推求名源的专书,也是我国第一部语源学专著。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借以解读文献语言的训诂专著。

        两汉出现了训诂史上第一个兴盛期,其特点:一是确定了随文释义和通释语义两种基本注释形式,这是训诂走向成熟的体现;二是把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说文解字》对所收录的每一个汉字既释义,又分析字形,注明其音读;三是今古文经之争,形成两大学派,成为汉代训诂的一大特色。古文经学派所开创的“朴学”传统,影响深远。

    魏晋隋唐:训诂的深入扩展期

        三国代表性的注家有王肃、韦昭等。韦昭注有《国语》21卷。南北朝时期注家注本有:王弼、韩康伯《易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何晏《论语集解》,裴骃《史记集解》,皇侃《论语义疏》,裴松之《三国志注》,王弼《老子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等。

        唐代训诂工作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重大成果,是继两汉以后的又一高峰期。经注方面,孔颖达等人对前代义疏加以整理,编成《五经正义》180卷。另有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合称“九经义疏”。唐人义疏代表了唐代注释的最高成就。唐代还有其他注家注本,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杨倞《荀子注》、李善《文选注》等。

        这一时期训诂工作的主要特点:一是训诂范围的扩大,古书注释由注经扩展到对史、子、集部的注释。二是新的注释体例——义疏体的出现,王宁称之为再度注释,义疏体间接开启了清代的考据之学。三是集注、集解的出现和文字、音韵类的著作分立,标志着训诂纂集工作的分化。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玄应、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值得重视。四是重视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的研究。

    宋元明:训诂的变革与衰落期

        宋代理学盛行,兴起了疑古标新之风,训诂进入变革期。宋人经注有:北宋邢昺《论语疏》《孝经疏》《尔雅疏》,南宋托名孙奭《孟子疏》(加上唐人的九经义疏,于南宋合刻成《十三经注疏》)。南宋注释成就最大的当推朱熹。朱熹有《诗集传》《四书集注》等。朱熹在宋儒中独树一帜,“守旧注以治训诂,由训诂而通义理”(王宁语),同时也能融合同时代学者的新思想,为后世所称道。王圣美创立“右文说”,为研究语音与语义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右文说”对后世训诂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明代方以智的《通雅》兼含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黄生的《字诂》《义府》,对清代考据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宋元明时期注疏由朴学变成了阐发理学的工具,疑古创新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

    清代:训诂实践的复兴与理论的探讨期

        清代学者摆脱宋明理学束缚,重振汉学,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建立了形音义的完整体系,开辟了“因声明义,以义证音”的新路,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古书注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主要成就有: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陈奂《毛诗传疏》、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等。另外还有以读书札记方式对古书许多疑难问题加以研究的著作,如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清代也是小学的黄金时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邵晋涵《尔雅正义》、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王念孙《广雅疏证》,在中国小学史上被奉为经典之作。清代学者还从事经籍训诂材料的纂集工作,如阮元《经籍纂诂》。

        清代是训诂工作集大成时期,其特点主要有:一是自觉阐发了部分训诂原理、条例和方法,如确立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等;二是由文字训诂走向语源、语义、词汇和辞例的研究;三是研究中具有历史发展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近现代:训诂学科学理论的创建期

        现代训诂学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黄侃。1906年,章太炎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正式使用了“语言文字学”的名称,使之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确定了其中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门类。他对独立后的语言文字学的各种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著有《国故论衡》《小学答问》《文始》等。

        建立系统的训诂学理论,使训诂学真正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是黄侃。黄侃师从章太炎,写了第一部训诂学讲义,并进行独立的专科教学。另外,黄侃对这门学科的多种理论问题作了明确系统的阐述。

        继章黄而标志着训诂学走向现代化的是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和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国训诂学史》从“史”的角度确立了训诂学的独立存在;《训诂学概论》从“学”的角度标志着现代训诂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完善和确立。另外,沈兼士、何仲英、杨树达等学者对近代训诂学的独立和科学化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训诂学的特点,正是在传统小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语言理论和方法,敢于创新,建立起比较科学的训诂学理论体系。

        (作者:李艳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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