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开始,作家刘醒龙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由长江下游入海口溯江而上,最终抵达长江源头。每到一地,他以长江人文、水文等景观为灵感爆发点,书写了情感与灵魂的战栗,留下了长篇散文作品《上上长江》(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自古以来书写长江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历代文人雅士纷纷为长江留下了各类文字。有的把长江作为情感的象征,抒发“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幽思;有的把长江作为宇宙载体,抒发时空的浩瀚;有的把长江作为时代精神的镜像,突出恒远的生机与活力。刘醒龙则从“自然与历史相和谐”入手,书写了流动着中华文化的长江。所谓“自然和历史相和谐”,大抵上和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思相当。在刘醒龙眼里,“长江作为天文地理的不朽巨著”,有着自己的语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长江的这种自我意志,是由长江独有的自然地理属性决定的。《上上长江》紧扣长江独特的地理、地质、水文,阐发与自然相和谐的历史和人文,解读中华民族的文化密码,是一次对中华文化正本清源的文化之旅。
在作品里,刘醒龙多处呈现长江的独特性,或水文,或地质,或物产。他并非仅仅是用自然主义的笔调书写长江地理志、风物志,而是从长江的自然属性中生发出文化拷问。长江之所以被称为“母亲河”,是因为它孕育了中华文化。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长江以其独有的自然属性,影响了两岸人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由此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可以说,刘醒龙由自然和历史相和谐的视角入手,找到了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
刘醒龙以自然和历史相和谐作为自然地理和文化的纽扣,链接起了科学长江和文化长江。其匠心自然不是为了阐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简单。我们只有从更加宏阔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去理解,才有可能接近本意。他由“汉冶萍”一处红砖房子谬传为日本造出发,生出感慨:“对人来说,可怕的不是财富被掠夺,而是文化意志的屈从,这才是莫大的耻辱。侵略者最为得意的肯定是文化的奴役,文化的奴役则表现在文化的自卑。”他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席卷全球,中国也无法幸免。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历史转型时期,在物质与技术遥遥领先的先发现代国家面前,极易产生文化自卑。这是先发现代化国家文化侵略的必然路径。面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刘醒龙发出了要有文化自信的呼吁。文化自信有着坚实的基础,因为中华文化有着和中华地理属性相一致的特点,其他民族不可复制,同时中华文化有着治疗现代化功利主义的功能。
现代化浪潮也是世俗化的历史过程,伴随着功利主义的扩张。物质的扩张和欲望的泛滥与现代化如影随形。然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有着超越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刘醒龙在《上上长江》里反复书写的母题。“吉祥是一匹狼”一节,刘醒龙充分感受到现代化入侵下,即使是偏僻的三江源,也难免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沼。面对这样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刘醒龙借看到的狼说事:“这些年,说狼事的人越来越多,信仰狼性的人也越来越多,将狼性在人性中的缺乏当成人性最大缺陷的人同样越来越多。”他提出“真正的狼,应当是保持住狼性的吉祥一样的存在”。刘醒龙要将狼看作吉祥的象征,而非是贪婪与欲望的载体。当刘醒龙抵达长江源头,从黑颈鹤、藏野驴、小型鸟类那里,看到了“狼一样”的影子。这在刘醒龙看来,是超越功利主义的“吉祥”。刘醒龙如此书写的目的,是要将中华文化的源头定义为“吉祥”。至此,我明白了刘醒龙为何要浓墨重彩地书写超越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茉莉小江南”一节,他选择发生在南京的几件事来解读中华民族的“大雅大善”。李清照面对丈夫赵明诚的懦弱与自私,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千古名篇。刘醒龙还高度赞美在甘露寺,孙权的母亲满心欢迎刘备,将一场包藏祸心的相亲改写成满满的大爱大仁。在“乌江不渡”一节,刘醒龙阐发了项羽身上所体现的独特精神。在他看来,春秋战国以前,“贵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功利主义相对的精神。项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项羽所秉持的“贵族精神”让步于刘邦的功利主义的结果,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漩涡。而刘邦夺取天下之后,文景之治,汉武盛世,项羽身上所体现的“贵族精神”得以重归,再次成为历史的主潮。“涪翁至静”一节,刘醒龙对“静”推崇备至。“静”是孤独、寂寞,“让贪婪的人绝望”。而“静”的内涵,难道不是化解现代化带来浮躁与喧嚣的一剂良药吗?刘醒龙再三书写超越性的精神元素,寄托着他对现代化进程中功利主义的反思。
(作者:周新民,系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