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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家政学研究有着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为朝阳产业，家政行业日益满足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的现实需求，它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放眼全球，国际家政教育发展迅速，美、日、北欧、菲律宾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均已建立了完备的家政教育体系，甚至有的院校还可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我国家政学研究明显不足，虽然20世纪上半叶曾有过一段家政高等教育历史，但后来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中断和缺失，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吉林农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等9所高校陆续开设家政学专业。其实早在1917年，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师范大学前身）就设立了家事专修科，培养中等女校师资。1929年4月23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前身）设立家政系，成为中国自办高校设立家政学系之肇始。作为创始人之一，王非曼教授为中国家政学的开拓与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
风气之先
出身于教育世家的王非曼，父亲王祝晨是当时山东著名的教育家。她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养成了进取、自信、坚韧的个性。
1918年，王祝晨作为山东省议会议员，连同他人一起提交一份动议案，建议山东省公派官费赴海外留学，并增加女留学生名额。这份动议案几经周折终获省议会通过。而时年21岁的王非曼从父亲信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做出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离开家乡，外出求学。
按照信封上的地址，王非曼孤身一人前往济南，找到了父亲位于南关广智院街的住所。稳定之后，王祝晨安排女儿先在家自学。
1919年暑假过后，王非曼插班到济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六年级。由于前期文化基础扎实，第二年暑假后，她考入济南女中三年级。几年的读书经历，使她不仅增长了知识，培养了能力，而且也逐渐成熟起来。
王非曼自幼裹脚，行动困难，受到民国放脚的影响，寒假期间，她大胆地走进了齐鲁医院外科，要求医生为其做双脚放开矫正手术。
此时，王非曼的脚骨已经定型，无法放开，听闻医生介绍，必须每只脚锯掉三根脚趾方能完成手术。她二话没说，就上了手术床。
手术成功了。尽管这给王非曼带来终身痛苦，但她却能真正像男子一样阔步行走。
1923年，王非曼以全优成绩考上了山东全公费赴美留学生，成为山东省第一位留美女生。当年规定女留学生名额为六人，仅有两名被录取，王非曼名列第一。出国之前，她将自己的名字“王淑静”改为“王非曼”，同年8月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美国的求学经历虽然异常艰辛，但对于性格坚强、爱好学习的王非曼来说，也是一种快乐而充实的过程。刚到美国，她初选化学专业，学校是麦卡莱斯特学院。在那里，她苦读半年，攻克了语言关、知识关、学术关，最终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1925年，王非曼考入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家政学，三年后获“家政学理学士”。但她并不十分满意，又报考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家政学系，并于1931年获该学院的家政学硕士学位。
在美求学8年，王非曼对家政学情有独钟，虽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她始终怀揣着一颗爱国之心，并完成学业后回到国内。
1931年，王非曼应聘成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位于天津）家政系教授。中国现代大学史上开设家政学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是最早者之一。王非曼则是开风气之先的女教授之一。当时的全国高校中，仅燕京大学在1923年设有家政系，创始人是美国俄勒冈州农业大学的家政学院院长梅兰（Ava Mylam），主要培养营养学和儿童发展学方面的人才，但其家政系并未单独设立，而是隶属于理学院。
1929年，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设立，齐国樑任院长，先设国文、家政两系，并开始招收学生，旨在培养师范及中学校家政学科师资。1930年，学院增设英文、史地两系，连同原有国文、家政两系，共添招新生四班；1931年后又增设教育及音乐体育两系，连原有国文、家政、英文、史地各系，共添招新生六班。至此，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形成了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成为国内第二家设立家政系的高校。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成立后，创始人齐国樑在此集聚了单贵我、云成麟、苏吉亨、吴松珍、董善谋、孙家玉、程之淑、王非曼、罗德司吉（俄）等一大批家政学、教育学教师。而在几位女教授之中，王非曼是最早海外留学归来的一位。
在全体教师的努力下，家政系不遗余力地建立新的家政教育体系，培养家政师资，普及家政教育，其核心不仅是培养具有女德、家事知识、家庭技能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家庭妇女，更要通过新女性改造家庭，进而改造社会，以深刻改变国民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为民族复兴培植根基。
1934年，在程之淑、王非曼的带领下，家政系师生对天津家庭展开了调查，并最终制定了家庭改良的方案。1936年春，学院在天津“设立妇女民众学校，先谋妇女之解放而造就全民教育之先声”，以4个月为一期，采取研讨式教学，向缺乏文化的劳动妇女普及家事知识。在随后的教学过程中，王非曼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师范及中学家政学科教师，更以言传身教在启发女性智慧、提高女性社会能力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1931年到1937年，家政系发展态势良好，课程设置、学生实践、日常教学日益规范化，毕业学生一度供不应求，跻身于全国家事教育的领导地位。
天津沦陷前夕，齐国樑带领学院部分师生内迁大西北，家政系单独保留，齐国樑始终担任该系主任，教师主要有程之淑、王非曼等人。1937年秋，西安临时大学成立，下设的教育学院149人中，家政系有40人。1938年上学期，家政系除借读生、旁听生外，有正式学生6人，出现了办学困难的状况。在齐国樑及王非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40年度第一学期，就读家政系学生增至44人。
抗战期间，家政系规定了这样的教学目标：造就中等学校家事教育师资；养成家庭善良主妇及贤慈母性；训练家政学术专门人才；培养家庭改进之倡导者。这不仅在于培养学生以科学的方法解决家事上各种问题的能力，更希望以社教方式改进一般家庭，推动社会改良。其训练方针为：涵养服务社会、家庭及教养子女之健全人格；锻炼胜于职务之坚强体魄；养成服膺家事教育之专业信念；陶冶勤于操作之劳动习惯；培植适于任务之知识技能；陶铸寻求真理之科学头脑；培养改进家庭之领导精神。
家政系注重实践教学，设有多个实验室，如儿童保育实验室，招收两岁以上、未满四岁的儿童，旨在“补助家庭教育之不足，增加母亲工作之效率。注重实验……对于儿童注重科学的养护，活泼之指导，环境力求生动，设备力求适宜”。作为家政系骨干教师，王非曼以家政系教学目的为目标，注重学生训练，经常深入一线了解情况，指导学生实践。
国家危难，家政系师生不是闭门只读圣贤书，而是毅然投入民族解放斗争之中，他们组织抗敌后援会，开展募捐、献金、义捐、义卖等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初，家政系学生鉴于前方抗战将士急需鞋袜，便将平日烹饪、缝纫实习成绩全部献出义卖，包括饼干、花生饼、牛肉干、花生糖、香园酱、花生酱、蛋糕等数十种食品，以及婴儿服装、儿童服装、桌布、靠垫等大批精美服饰，先后义卖三次，所得款项以置备鞋袜，全部捐赠给抗战将士。1942年暑假，王非曼随团访问延安，近40天的参观访问，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访问团的师生中就有共产党员。
家政系虽历经磨难，但依旧坚持办学，为我国西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师范及中学家政学科教师，且影响日益壮大。1944年秋，甘肃省政府教育厅下令各女子师范学校加授家事学科，并一直保留下来。1946年3月13日，西北师范学院发布公告：“聘果沈初先生为劳作专修科教授兼主任，月薪伍佰陆拾元，三十五年六月一日起改聘王非曼先生为家政系教授兼主任，孙之淑先生为家政系教授，均自三十五年八月一日起至三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仍支原薪。”
此后，王非曼任西北师范学院家政系教授兼系主任。
王非曼一直深受父亲王祝晨的革命情结影响。早在“五四”运动中，王祝晨就同学生站在一起进行演讲，王非曼和弟弟王宏也一同参加游行和演说。1927年，王祝晨到广州积极投身革命，并与周恩来交往密切。1946年，他在山东济南中学和齐鲁中学任教，积极宣传毛泽东著作和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山东省第一、第二届人大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编修地方志的提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和高度赞扬。
王非曼的初恋是留法学生，在回国参加革命活动的过程中牺牲。她的丈夫慈冰如是山东省茌平县人，在美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夫妇俩后来在美国定居，王非曼曾几次想回国任教，但始终没有实现，直至晚年她仍时刻挂念着自己的祖国。
学术之思
王非曼从事家政教育与研究工作近20年，主要教授家庭布置、家庭管理、服装学、高级服装学、织品与衣服等课目。她编著的《家庭布置》《家庭管理》《织品与衣服》《服装学原理》，均被印成讲义，只因国难当头，没有正式出版。
1933年10月1日，天津《大公报·妇女与家庭》刊登了王非曼的《家政在社会中的位置》一文。她从中国人对衣、食、住的无知和女子对家事的错误认识谈起，指出家政对人们生活以及家庭的重要性。“我们要想满足衣、食、住的目的，没有家政科是不能够成功的。甚至于我们的民族，若不从家政做起，是没法强健的。我们以后要纠正看不起家政的错误，应当把家政和其他的科学一样的看重。要知道治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若把它当作一种科学去研究，是和研究其他的科学一样，可以增长生活的价值的。同时家政给我们很多的出路——解决我们职业的问题——并且使我们对于社会有所贡献。”
王非曼指出，中国不重视家政有两点原因。一是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以衣、食、住三者来讲，却远赶不上其他后起国家，国人向来没有把衣、食、住看成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不知道这其中也包含着很多原理。不按原理去做，没有新意，结果导致稍有资财的中国人都喜欢住洋房、吃西餐、穿洋服。究其原因，外国把衣、食、住看成一种科学，在大学里和其他学科一样受到重视。“我们想要改良衣、食、住，就非根本承认家政不可。我们想要给妇女们找寻一个出路，亦非根本承认家政不可。家政的主要目的是治家，治家包括衣、食、住和儿童的养育。”
1936年，《教育杂志》第12期刊登了王非曼《家事教育之重要及其实施》一文。她指出：“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组织。一个国家若要强盛，则其国内所有家庭必须良好。这理由是很明显的，因为一个人的家庭如治理不善，其家庭教育大概是不会有的，决难养成健全的国民；而他在社会上服务，精神上多少要受点影响，减低工作的效率。这对于国家社会，都是十分不利的。”
家事教育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重要性，王非曼归结为五点——
第一，家事教育可以养成健全国民。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做父母”本是一桩不容易的事，而国人却偏偏忽视这一点，认为只要是个成人，好像就有资格去教养儿童，至于如何教养，如何培育，事先既没有准备，事后更不加研究。于是，儿童无论生理方面，还是心理方面，均因未受到正当适宜的陶冶，而发生了许多缺陷。如今要挽救民族危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培养健全国民，而欲养成健全国民，家事教育则非常重要。
第二，家事教育能够促进家庭工艺发展。纺线织布等老法，不能与舶来品抗衡，我们不必再去提倡，但许多家庭生活的日常用品，可以用本地原料，自己制造，不必去购用，或雇人去做。现今学校女生，回到家庭，往往连简单的衣服也不会缝，极属不是。学校对女生应厉行家事教育，使她们对家庭工艺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这样，对于家庭经济也有所帮助。
第三，家事教育能够增加生活效能。我国家庭生活大都是习俗相沿，现在需要在经济方面、管理方面及其他方面彻底改造，加以“科学化”。而所谓生活科学化，即生活合于卫生，合于经济，且合于高尚的理想。家庭成员欲有力量为社会服务，则家庭生活的效能必先增高，而欲达此期望，家事教育不可缺少。
第四，家事教育能够改变家庭生活态度。以前，我国家庭生活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现在，社会关系日渐复杂，一个家庭的幸福，必须以社会的幸福为归依，例如卫生，无论一个家庭如何去注意，倘使社会上的其他人，皆不讲求，终不能达到目的。由此可知，家庭生活不可仅限于一家一户，我国许多家庭往往与社会生活不能调适，发生种种纠纷，这是应予补救的。
第五，家事教育能够促进国家义务的完成。国家是若干家庭组合而成的，如果家庭治理得好，家庭与家庭之间一致，没有利害关系冲突，都以谋社会幸福为目的，则国家统一当无丝毫问题。国家观念的养成，国家义务的履行，都是家事教育中的重要部分。
1939年，第2卷第25期的《教育通讯》（汉口）刊登了王非曼《抗战时期的家事教育》一文。她认为，抗战时期的家事教育比以前更不被重视，应当设法补救，这样可以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点——
第一，此前的中国大学均位于大都市，吃穿用的购买很方便。现在，大都市皆沦陷，迁移于偏僻之地的大学女生，自己连面条都不会煮，衣服破烂后，能够缝补的也不多见，更别谈独立缝制衣服。与西方女性相比，中国女性在艰苦环境下，独立生活的能力比较欠缺。第二，中国政府素来不重视女子家事教育，而整个社会也不提倡、不鼓励女子的家事教育，所以才促成如今的后果。近年来，虽然各地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相应添设了家事课程，但因为师资的缺乏、当局的忽视，实施效果并不好。第三，如今的一般女子轻视家事，总认为家事实属平常，不值得学习与研究。
而在王非曼心中，家事教育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尤为重要。“抗战建国需要全国男女同胞的总动员，人人应当尽其人力物力以帮助国家。无论谁都不应当袖手旁观，无论谁做的事也不应当和抗战建国的目标相冲突。一个家庭的内助不好，往往阻碍男子对于国家社会服务的力量。在抗战建国的时期，女子至少应当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免去男子时时发生内顾之忧，影响其对于抗战建国的贡献。女子若再能帮助男子促成抗战建国的伟大使命，这更是国家社会所希望的了。现在抗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阶段，无论住在后方或战区，家庭都应当有经济自足的能力，以免金钱外溢。家庭为国家的元气，抗战建国力量之所从出。家庭的衣、食、住，家庭卫生，儿童养育以及其他，皆有积极提倡改良之必要。提高家庭的力量即所以提高社会，更进一步即所以促进抗战建国的完成。”
王非曼在《怎样研究家政学？》一文中从“家政学的范围”“织品与衣服的研究法”“家庭布置和管理的研究法”“营养学和烹饪的研究法”“家政学与家庭生活”等五个方面，就如何研究家政学进行了详细阐释。她说：“家庭是社会的反映，家庭若好则由家庭所产出的国民必好。一个国家的国民皆好，一个国家便不会不好。所以家政学的研究在吾国刻不容缓。在家政学尚未发展以前，先讨论研究家政学的方法并引起研究家政学的兴趣，我以为这是再恰当的机会也没有的了。”她甚至认为，家政学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美术。
在教学实践上，王非曼非常注重所讲课程的实用性，她编写的《家庭布置》《家庭管理》《织品与衣服》《服装学原理》等教材，都围绕对将来生活中、教学中有用这一目的而展开。比如，她的译作《实用服装学》，其中关于“人的身材与衣服设计”的内容非常实用，图文并茂，讲解清楚明白。
王非曼是女子师范及家政教育的积极推动者，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女子进步以及抗战救国培养了大批家事人才。在20多年家政学习、教学、研究的过程中，她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实用的教育思想，既注重理论学习，又讲求动手实践。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将家事学习提高到提升国民素质、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
（作者：戴建兵，系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永颜，系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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