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与新时代上海的文化自觉

    【专家观点】

    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只要一提古希腊，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古希腊的神话、哲学、悲剧、雕塑和奥林匹克精神，这些具有永恒魅力的东西，都是古希腊人创造和奉献的。与之相对，中国人一直把江南称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因为一说到江南，涌上我们心头的是“人生只合扬州老”“三生花草梦苏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清词丽句，而这种诗意栖居的美好生活，是古代江南人民留下的珍贵文明遗产。前者经过文艺复兴的“复兴”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回归”，可以说传承有序并发扬光大。后者在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中却饱受摧折和磨难，以至于很多人对之已经陌生和遗忘了。今天我们重提江南和江南文化，就是要找回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如同希腊哲学起源于“认识你自己”，但千百年来从未给出终极答案一样，我们首先也会碰到“什么是江南”的问题。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此可以初步描绘如下：

    从历史空间上看，古代江南的“核心区”即明清经济学史家说的“太湖经济区”（主要包括苏、松、常、镇、应天、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但还可以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文化联系上与“八府一州”难以分割的宁波、绍兴、扬州、徽州等纳入。这也就是我们提出的“江南城市群”。

    从文化精神上看，江南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圈层：一是“鱼米之乡”“苏湖熟，天下足”等代表的“江南物质文化”，二是“晴耕雨读”“西湖歌舞”等代表的“江南社会文化”，三是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的“江南人文文化”。究竟谁最有代表性？我们一直认为，尽管江南一直富甲天下，但古代的天府之国在物质文化上并不输于江南。江南自古崇文好礼，但孕育了儒家学派的齐鲁地区更有代表性。因此，既不是财富也不是礼乐，而是代表着人全面发展的江南诗性文化，才是古代江南人民对中国、对世界独特和伟大的创造。

    从当代形态上看，城市群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江南这个美丽的名称逐渐淡出，今天说得更多的是长三角城市群。和历史上的江南一样，长三角的范围尽管多次变动，但核心区仍是在环太湖和扬子江之间，核心城市也主要是上海、杭州、宁波、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基本没有超出明清“八府一州”的范围。正是在这个当代形态中，上海走到了江南的中心。

    上海在江南的地位，有一个不断变化和兴替的过程。大体说来，直到10世纪前叶，半个身子还泡在海水里的上海，主要是一个“小跟班”的角色。在此期间附属于华亭县的青龙镇，尽管已有“小杭州”的美誉，但与唐宋的扬州、苏州和杭州等相比，明显只是江南地区的一个商贸节点。而它真正的繁华和发展，也主要是借了作为当时国家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区的“光”。

    上海在江南地区真正走向中心，是在1843年正式开埠以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发生在1930年代，此时的上海不仅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文化中心”。后来中国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文学、餐饮、节日文化等，都是经上海传播和普及的。在这个时期，上海创造出了属于自身的海派文化。上海不仅是当时世界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也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杰出代表，引领着传统中国的开放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可知，不仅江南文化始终是上海文化的核心资源，上海文化也因江南文化的滋润而呈现出迷人的大都市魅力和气质。

    以古代的江南文化为母体、在现代顺利实现了江南文化转型，上海在新时代和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自觉主动把江南文化提升到自身战略资源的高度，不仅有助于抹去旧海派文化的西方殖民文化烙印，同时也必定会以自身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更高、更全面和更协调的发展，为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刘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