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新释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欧阳少师，即欧阳修：“修以风节自持……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欧阳修传》）“文体”，有两种解释，一为“文雅有节的体态”，一为“文章的体裁或风格”（《辞源》）。显然，以《辞源》“文体”义项，解释“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颇难。那么，陈师道所谓的“文体”，又当何解？

    在《后山诗话》中，类似的提法另有：“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所引之文，颇有争议：“今考其中于苏轼、黄庭坚、秦观，俱有不满之词，殊不类师道语。且谓苏轼词如教坊雷大使舞，极天下之工，而终非本色。”（《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后山诗话提要》）对这种说法，古建的反驳有一定道理：“后山为人又颇自负，至于其出言品评苏轼诗文之弊，亦在情理之中。而通观全书，仍以称道杜甫、苏黄为旨，虽略有微词，不过寥寥，尚无伤大体。”（《〈后山诗话〉作者考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因此，比照“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可以类推出“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对属”，均为某一文体名，其反映的是“对属”因“文体”的渗透而带来的新变。那么，“对属”“文体”，又具体指哪两种文体呢？

    对属，指诗文中两句缀成对偶。据《本事诗》记载，李白醉后，获唐玄宗之命，写行乐诗十首。首篇为：“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从全诗看，命辞遣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诗中有对属，形成诗体之一种律诗。文中频用对属，亦形成“文体”之一种四六。

    四六，也称四六文或四六体，乃骈文之一体，因以四字六字为对偶，故名。其形成于南朝，盛行于唐宋。李商隐 《〈樊南甲集〉序》：“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徐树榖笺徐炯注《李义山文集笺注》卷九）有时，四六、对属相连，指称“四六”：“上命孙觌草表，但言请和称藩而已。使人赍草示尼堪，尼堪以为未是。金人往来者数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对属作降表。”（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未被修改的降表有“一统之基，遽失籓篱之守。七世之庙，几为灰烬之余。既烦汗马之劳，敢缓牵羊之请”等四六语。由此可知，“以文体为对属”之“对属”，为四六文，或四六体，是以四六文的特征“对属”借指四六文。

    “对属”是指四六文，而伴随四六文或骈文的发展则是对古文的提倡。那么，“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是否会是“古文”呢？

    物盛则弊易生，文也如是。当骈文盛行时，其华丽的一面，遂为人所诟病：“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旅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萧颖士《萧茂挺文集·送刘太真诗序》）拘于形，则失于实。萧颖士论文，有贬有崇，其用力批判的“比类”“俪偶”正是骈文所具有的特点。中唐文坛旗手韩愈，延续此调，力排骈文，并拈出“古文”一词，示人所好：“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于古道者也。”（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五卷《题哀辞后》）企求“句读不类于今者”，并非是简单的词句革新，而是借词句的调整，以期“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二卷《争臣论》），也即明儒道，旨在使对辞的关注远离“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偏执。而从成效来看，未如所冀：“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所以，对四六文的改革，有宋仍在接续。

    五代文弊，宋初柳开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宋史》卷四百四十二《穆修传》）。杨亿，字大年，身居高位，诗文尚声偶，“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六）。又因主持科举考试，故其文风一度成为士人追捧的对象。晚辈欧阳修，厌弃四六，曾自道：“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七《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

    事实上，欧阳修厌弃骈文，只是对骈文的某些做法有些意见：“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苏氏四六》）因此，反对骈文，践行古文，并非是置骈文与古文于水火不容，而是革骈文之弊，留骈文之精。就创作实践而言，欧阳修本人更像是一位骈文的革新者：“欧公四六对属，流转变化，有如弹丸，而矫枉已过，学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风致。”（蒋维钧辑录、何焯校正《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八）《宋史·欧阳修传》亦竭力称许其文，认为“公之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或过退之。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流转变化”，“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彰显了欧阳修对文体的突破与变革，如《醉翁亭记》中的“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创调也”（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所以，“文备众体”说，应当包括欧阳修“以文体为对属”的实验。

    由是观之，“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乃为古文。“以文体为对属”，即以古文为骈文，使原本辨识度清晰的骈文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新变体现的正是对骈文的修正与完善，而不是对骈文的全盘抹杀。“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体为对属”等文论话语的提出，反映了宋人不忘明辨文体间的新生现象，也折射了宋时文论对文体新变的理论回应。

    （作者：高建旺，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