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杨义先生学术代表作自选集《中国文化的精神》——涵盖了作者几十年之间研究领域五年一转、十年一换的学术轨迹,诚如朱寿桐教授所指出,从现代到古典、从思想到文学、从叙事到抒情、从汉族到民族、从文化到宗教、从中国到外国、从心理到地理、从空间到时间……几乎生命所能感触到的维度,尽在作者的学术表达之中。正是杨义先生对古今中外学术资源的组合、启动、对话,让我们领略到他学术的创意之美,令这一部皇皇巨制阅读起来,如同进入穿越时空的旅行,我们可随时通过杨义先生的文字,与不同的思想巨匠平等对话,感受智慧心灵的律动。
杨义先生说:我有一个始终不改的初心,就是步步为营地探寻中国文化的本根和精神。当他把中国文化的本根和精神当成一个活的生命,他找到了通向中国文化的多维的小径并深知它们是生命的触角和根须,他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生命的活力是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生机蓬勃。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既没有对外殖民,也没有扩张战争,而是平稳而持续,和平而自信。如何解释?有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的经济奇迹源于所选择和实践地区经济竞争,源于创造了县与县之间进行竞争促进经济繁荣的经济制度。但地区经济竞争或者说县际之间进行激烈竞争,无疑需要文化支持,即强大的文化弹性方可令经济增长的空间,拥有共同繁荣的认同。杨义先生在美丽的澳门,用他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闪亮的开启中国知识的钥匙。
诚如哲学家卡维波所说:“只是解构与批判西方现代中心、而不建构与之竞逐的知识范式,是不足的,也永远无法建立非西方现代中心的知识生产,更谈不上平等的知识国际分工、改变世界结构。但是范式竞逐受限于知识生产的资源,首要的资源只能来自广土众民、悠久庞大的文明之长远且多样根深传统,其次,在国家竞争激烈的年代,资源的丰富供应则依靠国家竞争的现实动力。”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现实动力无疑提供了丰富资源,而杨义先生建立解释的知识范式方法论,与一些经济学家的田野调查也具有惊人相似性。他于中国40年改革开放岁月,曾实地踏访过全国200余处古文化文学遗址,进行多种多样的田野调查,从中搜集了大量的图片、碑刻、族谱、方志和口传资料。这实质上就是以脚尖丈量着写在大地上的中国文化血脉,让人怦然心动。眼见为实,脚踏目验,亲手触摸历史的体温。田野调查中的许多场所、许多见闻、浮升出杨义先生著名的文学地理学方法。杨义先生亲切称之为接地气的方法,正如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条分缕析,必抵达人们对生命欲求的深刻理解,杨义先生深刻看到文学与地理的“七巧板效应”“剥洋葱头效应”“树的效应”“路的效应”等。他提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南北“太极推移”之关系的原理,黄河上游与长江中下游“对角线效应”,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内在的自动力。虽然通常经济学上也会认为中国的东部带动西部发展,但杨义先生充满创意的“太极推移”和“对角线效应”说,却让人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内在的维度,即中国南北资源组合互动产生新的创意文化力量,这种生生不息的创意文化力量,可有效解释中国自古而今的经济和文化繁荣。
中国的广土众民、悠久庞大的文明,究竟如何不同于西方?杨义先生提出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它们与汉族农业文明的抒情诗歌传统互补共存,砥砺产生新创意,因此中国文化拥有的是多元弹性的空间。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如《格萨尔王》属于“江河源文明”,体现的是中国文学地理渊源,这一渊源又对诗与骚、李与杜代表的互异互动的地域文化特质,能够互补阐释,充分展示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地理的无限互动,及由此产生的丰富生动的生机。
杨义先生提出的知识范式模型是“双构四点一基础”。这可说是他为我们学术研究贡献的创意思维策略。双构即“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四点即,立足点,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原;着眼点,着眼于参与世界文化的深层对话;关键点,关键是推进学理的原创;归宿点,归宿博大精深,又开放创新的中国学术体系和体制。所有这些都要立足扎实、深厚、精审的材料文献的基础上,以第一流的文献材料托出第一流的思想原创。
经由如上知识范式,杨义先生解释了中国崛起的几个重大问题。首先,中国叙事是多元叙事,中国充满了边缘叙事的活力,因此中国文化具备内在创意动力源泉,这一源泉于改革开放时代获得全方位启动。其次,先秦诸子是中国文化的根子所在。春秋战国时候有两次重要思想家的聚会,一次是春秋晚期孔子到当时的东周的首都洛阳,去向老子问礼,这个事情启动了300多年的百家争鸣,这是诸子百家争鸣的开幕式。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和礼,在战国时期是各个学派的出发点和源头。另外一次聚会是战国晚期,韩非和李斯拜荀子当老师,给300年的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句号,是百家争鸣的闭幕式,因为这是思想文化的集大成导致了秦汉的大一统。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文化同步复兴,源头活力不断启动,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自信也日益增强。最后,以利玛窦东来为标志,西学东渐,中华民族在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间一个清朝康乾盛世,实际上在世界竞争中走了一条W型的曲线而逐渐衰落,终至全面复兴的400年。400年变迁的一个关键是中西文化的对撞、互渗、选择和融合。
杨义先生用W型形象解释中国的崛起,把中国复兴放在400年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历史长河,澳门在其中作用重大。利玛窦航海首入中华,在澳门两年,在中国传教交友27年,愿当中国子民。他把《四库全书》译成拉丁文并做注释。他自己调适传教,被称为“利秀才”“利举人”“利进士”,他在中国所获得体面的认同,正是中西方文化平等对话获得的信任。中西文化初恋情人利玛窦,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异样的彩色。利玛窦进贡的《坤舆万国全图》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深深的精神震撼,“天圆地方”的天地模式被打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世界之大,有五大洲,中国仅为万国之一。对中国传统天下观起到颠覆作用。新的世界观,由地理视野转化为崭新的文化视野。在《西学东渐四百年祭——从利玛窦、四库全书到上海世博会》中,杨义先生极具创意地提出,我们必须长时段地反思文化,包括中西文化对话和中国文化命运,把400年分为两段,自利玛窦来华到乾隆钦定《四库全书》100多年,由《四库全书》至今日上海世博会200余年。反思400年,我们用三个维度:利玛窦,《四库全书》,上海世博会。三维度的关系是:以世博会的新世纪高度为立足点,以《四库全书》为参照,以利玛窦为缘由,看取中国文化的去、今、来。利玛窦价值在哪里?在他400年之始携西学入华,进行中西文化对话的标志性的第一人。澳门,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之地理标本,杨义先生于斯验证了他接地气的学术思想。
(作者:荒林,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