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村民拍一张全家福很难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两年前,在青海省囊谦县做扶贫工作期间,当我第一次提出要给村里每一家人拍摄全家福时,村干部面露难色:“算了吧,人叫不齐。”既然实施起来有难度,我决定边走边看。每次走访村民,我都尽可能为一些家庭拍摄全家福,这个过程,是我深入了解囊谦的一种方式。
囊谦县的藏族居民占九成以上,由于语言不通,我需要一个向导。我的第一位向导是香达村的一位年轻人,扎西才旺。第一张全家福,也从他家开始。
扎西才旺是位80后,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弟弟出家修行,需要家里供养,妹妹大学毕业后待业在家。作为家里的壮劳力,扎西才旺压力比较大,但他是对未来比较有规划的人,当时他正在收拾家里的一栋新房子,为以后进入旅游业打基础,他的理想是送两个孩子去西宁上学。
我拍摄的第二个家庭,是一位带着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没有自己的房子,租了一间小屋住着。大女儿在县上的日化店打工,工资微薄;老二叫奥才,这两天从拉萨回来小住;老三初中刚毕业,成绩不错,为了减轻家庭压力,他选择了玉树的一所高中,可以免费入学。我一进门看到英俊的奥才就觉得他从打扮到气质都很像个歌手,抬眼一看,墙上贴着一张阿山的海报,据说他是囊谦有名的歌手。和奥才交谈中了解到,他辍学较早,刻了几年玛尼石赚生活费,刻石头的时候忽然发现唱歌也能挣钱,就天天练习。18岁时,他在表哥阿山的带领下去拉萨开始搞音乐,有了几首单曲,现在西宁打拼。慢慢地,奥才明白唱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能改善生活,但仍然决定坚持下去。很阳光的小伙子。
多林家是比较庞大的家庭。多林年近80,育有8个子女,加上曾孙有40多口人,平常都住在一个小院里。他们的住宿情况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舅舅家过夜,十多个小孩滚在一个地铺上,这在他们家是日常状态。那天多林家好几个人在牧场上放牧,放牧的季节,牧民一般都住在牧场。
来到山坡上的求丁家时,他们正在摆宴,求丁的二女儿要出嫁了。时近傍晚,门外搭的两个帐篷里已经没有几个宾客。由于第二天才是正式宴请,这会儿女儿不能出来见人,所以我的照片里唯独少了这位新娘。
在我拍的照片里,画面中人最少的是巴毛家。巴毛是位单亲妈妈,开了一个小杂货铺谋生,儿子在兰州生活,好几年才回来一趟;女儿在西安上大学,那天假期结束刚返校;另一个女儿在西宁上学,已经出来工作。所以43岁已经是奶奶的她孤身在家,这张“全家福”成了个人独照。但我仍觉得有意义。
有一天,我和扎西才旺一路经过了三户,家里都没人,看来在工作日入户,成功率比较低。给70岁的尕玛塔生拍照时,家里只有他和外孙女,小姑娘特别安静地在床上站着。这位老人怕小孩子自己乱跑不安全,就用一根红布条把她系在床边,这样她可以在床上范围内走动。听到我说要拍照,他就把布条解开,抱着她出来晒晒太阳。
在公却才仁家,我明显感到他有些憔悴。他也是80后,在中学做门卫,每个月领一千多的工资,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他力不从心。刚出生的小女儿还抱在手上,这是他第四个孩子。后来聊起这件事,我问他,你还准备生吗?他说,本来只想生两个,但意外生了四个,其实真的不想再生了。他又说,谢谢你来看我。
一次,我来到一户依山而建的房子,内部看着不错,但旁边有很多山石,有滚落伤人的隐患。一进门,首先用叫声迎接我的是一只哈巴狗,屋里还有一只吉娃娃,别人家都是藏獒护家,他们却有两只不一样的小狗。女主人才仁卓玛是个单亲妈妈,快50岁了,她的右眼一直看不见。她儿子现在靠做小工过活。她只能听懂我的一点点汉语,人很爽朗,我为她和儿媳妇照了一张合照,画面中,屋里显得很简洁。
这些全家福,后来我都冲印出来,送到他们手上。
回想起来,我连续多日拍摄的全家福,几乎没有一张是完完整整的一家人的合照。这让我感到遗憾,也因此体会到,给村民拍一张全家福,不容易。
几个月后,我在整理多昌村的贫困户资料时,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资料里的全家福,居然每一户都是人员齐全的。然而,翻遍58户家庭,除了一两户以外,其他所有的“全家福”,都是“全家糊”——就像用糨糊把所有人的照片贴到一起一样。
我脑海中冒出一个场景:村民们把全家所有成员能找到的照片带到了打印店,店里的工作人员把照片扫描,有的照片年代久远,人脸已经模糊,但是没关系,抠图之后,选一个雪山或者鲜花的画面作为背景,通过PS手段,把人全部摆到一起,做成一张大合照,再打印出来,完工。村民把这张合照交给村干部,最后贴在了这个资料卡上。
这些色彩失衡、比例失调的合影,让我一时难忘。
在我看来,拍不齐的全家福,直接反映了现代人的“匆忙”。迁徙每天都在发生,人如此频繁地流动着,甚至没有时间与家人留下一张合影。全家福的价值,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人们随身带着能拍照的手机,却需要利用现代技术来制造一张合影。可见,拍照容易,相聚却难。
或许当我们驻足回望时,才能意识到,全家福的意义远不只是保留某个瞬间,更是延续一份情感的力量。
(本报记者 蒋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