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一线间的百年女红

    【艺境观象】

    在中国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方式中，女红不仅体现着“妇德”，也与技艺紧密相连，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女红织绣技艺已纳入艺术与审美的范畴，具有手工技艺的造物之美，因富有生命力的操作以及得体的装饰礼节，成为极为珍贵的艺术，其审美品格与文人士大夫的文房器物殊途同归。

    正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展出的“民艺中国——女红系列展”上，荷包、肚兜、围涎、喜帐、背扇不胜枚举。其间具有东方神韵的“春光长寿”“蝶恋花”“凤穿牡丹”“鱼戏莲”等传统图案神采飞扬，寄托着人们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德行忠孝、神话故事的纹样更是诉说着深层的文化寓意。锁绣、轮廓绣、缎面绣、长短针绣、结粒绣、钉线绣、戳纱绣等数十种技艺，在一针一线间丰富着织绣造型的针法……500多件女红作品绚丽多姿，技巧之美如南朝梁代诗人张率《绣赋》所赞：“寻造物之妙巧，固饬化於百工。嗟莫先於黼绣，自帝虞而观风。”本次展览分为：活色生香、颈上添花、绣中寻梦、锦堂焕彩、春晖苗绣五个部分。活色生香部分主要展出的是明清时期的绣荷包；颈上添花部分主要展出的是民国时期的围涎、童帽等；绣中寻梦部分展品多为清末民初来自浙江台州以及部分山西地区的肚兜；锦堂焕彩部分主要展出明清时期的喜庆软饰，包括桌围、椅套、中堂、喜帐等；春晖苗绣部分则主要展出少数民族服饰、背扇等。除了喜庆软饰、围涎、虎头帽、肚兜是借展作品之外，其余展品均是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馆藏作品，多数来自中国美院设计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师在下乡时所购。进入这一具有东方造物精神的手工艺世界，仿佛望见绣娘们专心致志、充溢人间情爱的劳作，在机械生产艺术复制品大行其道的当下颇有启示意义。

1、绣出女子情怀

    今年的8月17日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才期慧、情期幽”，旧时女性在七夕之日，通过荷包寄托情思。“桃花芳情”荷包中的“春半桃花”纹样幽然地散发出爱慕定情之美。“小窗凝坐为幽情”人物纹样荷包，则织绣出美人的姿容，含情脉脉、顾盼生姿，传递出对爱慕之人的牵挂。

    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佩戴荷包的记载，称其为“荷囊”或“鞶囊”，这与古人极讲究“腰间杂配”的习俗有关。《舆服志》中便有“文武皆有囊缀绶，八座尚书则荷紫”的文献记载。沈从文在《中国服饰史》一书中也提到“清代男子腰带上挂满刺绣精美的荷包、扇袋、香囊等饰物，可算是时髦打扮。”民间传统的刺绣图案纹样中凝结着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和民族审美情感，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和他们在创造技能和文化认知方面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此次展出的明清时期荷包，形制款式多样，用途各有不同。“玉树临风”荷包采用长短针参差排列的绣针法，绣出玉兰花的洁白如玉，淡雅清香；“莲生贵子”荷包上童子骑着麒麟，手持莲花，为贤明之人护送贵子，往往成为祝贺小孩生日的最佳礼物；“举家富贵”荷包上，牡丹叶采用没骨法，牡丹花用不同的蓝色向外晕染，花蕊填深蓝色，绣线纤细，立体感十足。

    荷包上的绣样有的针脚整齐，华丽而不失雅致；有的质朴无华，充满乡土气息。一款荷包的制作，从剪裁纸样、裱糊素缎、烫平折边，到缀缝布面、设计图样、装饰外表等等，皆需一双娴熟灵活的巧手。荷包的针法多样且细密，除了常用的平针绣，还有打籽绣、垫绣、套针绣、网绣、戳纱绣、盘金绣、锁绣、贴补绣等，绣娘根据不同荷包所表现的内容使用不同的针法。在款式上，方形与扁圆形的荷包是比较常用的样式，纹样则多以植物花卉、动物图案以及吉祥图样为主。正是这些再熟悉不过的图案和细节，触动着绣娘们的创作情感，呈现出一幅幅活色生香的画卷。而我们也得以从这些细腻、生动的展品中体味种种故去的情丝与过往的生活。

    透过织绣，女子们还能传递自己的隐秘情怀。绣有“蜜意幽情”“天成美春”等字样的肚兜，反映了女性的浪漫心意。如同盛开的花，借助特定的场景，激起心中的涟漪以及四时的变化，将温庭筠在《更漏子·金雀钗》中描述的“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的无穷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肚兜的纹样中，花蝶纷飞、蜂来蝶去，秋月婵娟、照花穿竹，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中国传统女性的内心情感，通过取法自然的纹样符号暗喻出一种秘而不宣的梦境，在无限柔情中，绣出独特的东方诗意。

2、绣出东方礼仪

    最近热播的影视剧《延禧攻略》中，清宫女性服饰“凤冠霞帔”，上绣金莲花图案，下缀五色垂穗、珠石，结线为璎珞样，云肩四合如意云纹形，与此次参展的围涎作品在造型和刺绣纹样上极为相似。

    围涎是由围在颈部、披在肩上的饰物发展而来的服饰部件。有关围涎的起源，学界多将它与围饰、云肩等衣饰联系起来。在传统服饰文化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将儿童围涎与女性云肩归为一类，称为小云肩。二者的形制、装饰手法等有许多相似之处，儿童围涎突出功能性，而女性云肩则更多体现装饰性。

    围涎的制作中隐含着礼俗背后诚挚的情感。为了护生，围涎有驱邪避祸的纹样，如老虎、狮子、人头虎身等；为了祈子，围涎有葫芦、石榴等造型。这些视觉纹样有节奏感和秩序感的相连，既是纹样，又是图示。虎头形象早在远古时期就因强悍英勇的寓意而绵延发展，在民间，虎形的装饰在服饰中广泛应用，历经岁月洗练后，造型与装饰图案丰富多彩，刺绣技法变化多端，蕴含着浓浓的传统文化与民间习俗。此次展览中的虎头帽神圣威严又充满着趣味，老虎似乎要腾空跃出，炯炯传神的虎眼中有一种捉摸不透的震慑力。虎头以及装饰物采用不同的材质，经过贴、填、钉、粘，以期躲避邪恶，东方审美的平面分割方法体现了“无规矩不成方圆”的传统礼仪，常用的赤、青、黄、白、黑五色，恰如其分地谨守着中国的传统礼节。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制社会中采用红、黄二色织绣的喜庆装饰——桌围、椅套、中堂、喜帐组成了传统礼俗生活的细节。其多取祈求家庭稳定、夫妻恩爱、延年或是思亲之意，图案多为常青松柏、龟鹤、灵芝之类。唐代杜佑撰《通典》中引用郑众《婚礼谒文》考证，图样多是对于夫妻百年好合的祝福，也有吉祥图像福禄寿喜，还有代表男性的大雁图像与代表女性的蒲或苇的植物图像。女方需要送嫁妆至男方家，经过“铺房”仪式后方能迎亲。此次展览中展示的喜庆软饰传达出了传统礼学文化，绣如意头、绣飘带、绣和合二仙、绣门帘，从形式到纹样寓意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清末以后，传统婚礼礼俗制度衰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婚仪如何促成有礼有节、秩序和谐的社会文化，对现代人仍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3、绣出民族风情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少数民族服饰中，背扇是西南地区常见的背负婴幼儿的工具，体现出浓浓的母爱之情。无论是单件式“T”形背扇，还是在其基础上加外套复合式的“四爪形背扇”，其装饰纹样都以密集为美，繁复多样体现在服饰的每一个细节。“二龙抢宝”“四龙戏水”“百鸟衣”这些来自贵州黎平、织金、剑河、从江等地的背扇纹样色彩艳丽，银片、铃铛、珠串镶嵌其间，刺绣、蜡染、挑花、布贴等工艺各显其能；或庄重或天真，或神圣或世俗，精美异常的背扇混合着少数民族精湛的技艺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贵州台江苗族背扇中你会发现嵌有金属，这源于人们对未知妖魔鬼怪的恐惧，想象着妖怪见此便会被吓跑。龙虎纹样掺入古典纹样“带人涡旋式”，以替代“卫士”护符，使其具有超自然之神护的威力。

    “民艺中国——女红系列展” 展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女性对礼法、亲情、秩序、技艺和审美的理解，不仅融合了高尚的东方造物审美与朴素的手工风格，更重要的是，唤起我们对东方造物品质的审视。谈及举办此次展览的初衷，展览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馆长吴光荣教授认为：“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饰物，无论大小、形状、材质、色彩或是纹饰，其内涵都传递出那个年代中国女性对生活的自信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实物诉说着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唤起民众重新认知在我们的生活中，中秋明月、春节团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真正含义。”

    正如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教授在《手艺的思想》一书中所言：“立足于手艺的视角、手艺的民生价值、手艺与生活日用的关系、手艺与日常的审美经验。……强调器物的思想之用，而不仅仅是实用，强调器具的美学趣味、美学上的启示、美学关系。”以中国传统文化提升手工艺术，将东方造物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引导东方审美方式和东方造物精神，“民艺中国——女红系列展”所展示的百年女红启示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再一次链接“东方设计学”的造物之路。

    （作者：任晓炜，系中国美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