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城市崛起的三大因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推动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和贫穷的乡村社会，发展为现代的制造大国和富裕的城市社会，还促使全球提前进入城市时代，即促使全球城市人口超过50%提前了大约10年。中国城市崛起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改革带来的市场主体自我发展动力、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形成了企业的全球化分工、劳动力的非农聚集和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性，这三个因素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前行。

企业的全球化分工使中国城市获得了经济全球化的外溢效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掀起了新一轮经济一体化和分工浪潮。信息技术革命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推动全球产业分工向着全球产业链分工升级，跨国公司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在致力于以科技创新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基于价值链来重新布局产业链，将技术和附加值较低的加工与生产环节转移至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恰在此时，中国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参与到了这一全球分工进程。20世纪80年代，通过设立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港口城市、建设珠三角沿海城市开放区和设立海南省，我国快速实现了沿海城市的率先开放格局。20世纪90年代，通过建立浦东新区和实施沿边、沿江、沿路及内陆开放战略，迅速实现了全国城市的全面开放格局。随着2001年加入WTO，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新分工背景下的中国对外开放，使得全球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和市场为中国的城市所用，促使中国的城市以远高于仅依靠自我积累发展的速度而崛起成为可能。

劳动力的非农聚集使中国城市获得了递增的规模报酬

    全球分工带来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与中国富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带来了劳动力的非农聚集，即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城市地区的聚集。首先，中国农村劳动力拥有显著的数量优势。人口众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潜在优势，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和人口政策，使得中国农业人口激增，农村劳动力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无限供给的潜力。其次，中国农村劳动力拥有难得的质量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心灵手巧的技能。重视教育的传统和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新中国成立之后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培养了数量可观的中高端人才。最后，改革开放使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聚集成为可能。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带来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释放出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带干粮进城务工的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剩余农业劳动力有动力也有条件进城经商务工或者生活。

    最终，劳动力的非农聚集形成并促进了经济的聚集效应，产生了递增的规模报酬。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到外资企业和大城市的形成，多样化的企业和都市区、城市群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的自我强化机制，推动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崛起。

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性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在分税制改革的影响下，各个城市的政府需要通过改善各自的营商环境来吸引跨国企业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入，这种城市之间的竞争行为，促进了产业聚集、人口聚集和城市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最终带动了城市建设的超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首先，分税制改革使得城市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经济的动力和能力。其次，城市之间为吸引企业和生产要素也会形成竞争，这一竞争加快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也促使城市之间从重复建设走向分工合作和良性竞争。最终，城市化进程和产业发展带来土地等城市资源的增值，也带来城市人口的收入增长和购买力的提升，这两方面都会为城市发展带来更多潜在的资金支撑，从而支持城市政府大大加快了土地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速度。

中国城市崛起的实践探索推动了城市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的快速崛起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中国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产生了人口半城市化、过度土地城市化、城市建设超前等问题。要认识到，这些失衡现象的出现是阶段性的，只要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城市发展的战略、制度、政策和措施，化解因过快增长而带来的分化和失衡问题，中国的城市就可以在跨越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持久繁荣。

    40年来中国城市崛起过程中的创新探索，也为城市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素材。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城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引入了制度变量。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城市经济学研究，将土地私有化作为不变的隐含假定。在中国的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制度安排以及财税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土地使用权及其出让金成为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城市建设融资的重要工具。这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支持了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对理论发展提出新的需求。二是增加了政府的作用。现实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时空下进行的，由于不同空间的经济主体利益具有独立性，由于空间资源禀赋等的非均质性，空间竞争不可避免，政府作为城市空间利益的代理人，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城市之间的竞争，实践证明，政府在其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政府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进入哪些领域，需要在理论上做出更好的回答。三是扩展了经济系统。以往的城市化研究主要针对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国城市快速崛起的事实则显示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化分工所带来的外部资金与当地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可以带来远高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先期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所导致的低水平工资，会形成成本优势带动工业化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城市化发展速度，进而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后期剩余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带来的工资增长，将促使城市化的水平逐步赶上工业化的水平。

    （作者：倪鹏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