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政治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政党制度的高度自信，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深厚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制度保证。

    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异常曲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烽火狼烟，让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救亡图存不能单靠某一个阶级来完成：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由于其反动性、落后性本身成为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软弱性而带有革命与妥协的两面特征；农民阶级虽然是革命的主力军，但革命觉悟不高，且缺乏纪律性和必要的文化知识；无产阶级虽具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但力量较弱。复杂多变的政治情境和异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共同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8年“五一口号”的提出以及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基本标志。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人民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制度载体，具有强大的生机活力，越来越呈现出独有的政治文明意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中国特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立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权”关系。在美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为资产阶级政党所垄断，以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方式运行。表面上看，这种竞争性的执政方式似乎实现了政治民主，但其实质不过是以形式上的政权更替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没有任何特殊利益追求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在充分尊重和接受党的领导的基础上享有广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权力，这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较之于资产阶级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立了一种新的“政党—政党”关系。在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轮流坐庄式的政权更替机制将政党区分为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是这些以竞争政权为“标的物”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常态。在一党制国家，执政党通常一党独大，对其他政党则往往采取禁止或者限制其发展的政策。这两种政党制度要么因相互攻讦与掣肘陷入恶性竞争循环，要么因缺乏合理有效监督制衡陷入集权主义境地。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这种政党关系架构，既有利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既有利于巩固社会政治稳定，又有利于保持政治发展的内在张力与活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立了一种新的“政党—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然而，资产阶级政党总是否认自己的阶级性，通常将本阶级的政党定义为“超阶级的组织”或者“全民的党”，试图以这种语义转换和形式障眼法掩盖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与利益分配格局的事实，这必然导致部分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受挫，原本许诺真实表达民意的政党必然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逐渐演变为社会分化的工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模式。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倾销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模式，使很多后发国家陷入资产阶级旧式政党制度的思维窠臼，进而在政治上形成了对这种制度的依附性。进入新世纪，美国出现了逆全球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现象，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不能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各国应根据本国实际做出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创造和选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模式，为那些既希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新型政党制度的可能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拓展了民主的实现方式。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由于否认政党的阶级性，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虚伪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统一，既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管理，又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群众有权参与国家治理，具有西方民主无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深化了民主内涵，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成为广大人民的民主、实质的民主、真正的民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新了政党自我净化方式。两党制和多党制虽声称能够通过竞争实现权力监督与制衡，但由于这种竞争本身是一种恶性争斗的循环，所谓监督与制衡也就演变成了政党之间的相互攻击和拆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找到了有效保持自身活力与生命力的方式，就是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一方面强调自我革命，另一方面强调协商民主，在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同时，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安排集中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从而始终确保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作者：马云志，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