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发现中寻找大禹

    李伯谦 1937年生。先后担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李伯谦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明形成的“十项判断标准”、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对今后发展的“八点启示”等观点，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大禹其人：纯系传说，还是确有史实素地

    关于大禹，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大禹创立的夏王朝，可能是靠不住的。那么，大禹的记载是信史还是纯属杜撰，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过去对传说时代的看法，是传说归传说，见于文献记载的历史归历史，考古归考古，研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那又是另一种方式。对大禹以及夏王朝的研究，我有个新的看法，那就是，必须把以下三个系统结合起来：第一个，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载的文献史学；第二个，考古学兴起以后，从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来进行研究的考古学系统；第三个系统，从摩尔根《古代社会》阐明的从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也就是人类学、社会学的系统。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比较恳切的结论。

    几乎所有的先秦古籍，对大禹都有一些记载，彼此之间也不完全一样。到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其中《五帝本纪》后第二篇就是《夏本纪》，在《夏本纪》当中，司马迁根据他看到的文献记载，结合他听到的传说，完成了《夏本纪》。我认为，从口耳相传的传说，到《五帝本纪》之后的《夏本纪》，究竟可靠不可靠，需要通过与考古学发现、研究成果互相比对、校正，还要参考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最终作出判定。

    这些文献记载，看过古书的人想必都很熟悉。根据先秦古籍的记载和《夏本纪》中，夏王朝从大禹开始有14代17王，这里的14代就是指14辈，因为有的王是兄终弟及，所以王有17个。大禹创立夏朝，儿子是启，孙子是太康。太康当王以后管理不善，被东方来的后羿赶跑了。此后又经过了韩浞和浇、豷大概七八十年的时间，到少康的时候，才又恢复了夏朝原来的王统，最后一直到夏桀被商汤灭掉。这是大体的历史过程。

    关于夏王朝的记载，还见于青铜器。有名的有宋代出土的齐国青铜器叔夷钟，铭文中就说到“处禹之都”。另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秦公簋，讲到禹的时候它提到“鼏宅禹迹”，“鼏”就是一个鼎上面盖了一个丝织品，“宅”就是居住，“禹迹”是大禹走的那些地方。可见在古代青铜器当中，对夏代的历史也有所记述。

大禹五事的考古与文献印证

    我把先秦文献记载的和司马迁《夏本纪》记载的关于大禹的事迹，初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治水，二是会诸侯于涂山，三是定都阳城，四是划分九州，五是禹征三苗。我把这又称为“大禹五事”。

    下面我们就依次来讲述这五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大禹治水。在《尚书》中，就记载了当时河水江水泛滥的状况，以及从尧到舜都是怎样去治理洪水的。先是舜派大禹的父亲鲧治洪水，鲧采取了堵的办法，洪水来了以后我就筑堤筑坝，结果洪水太大，堤坝挡不住，水一冲就垮。于是又让他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继续治水，大禹就采取了疏导的办法，挖沟挖河，这样就把洪水逐步引跑了，治水也就成功了。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文献记载当中，特别是《尧典》当中，还记载了当时其他参加治水的人，除了大禹，还提到了后稷和契，后稷是周人的老祖宗，契则是商的老祖宗，还有东方夷人的祖先皋陶等人。

    关于大禹治水比较有名的，是现在收藏在保利博物馆的豳公盨的记述，它上面的内容，和文献记载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属于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所以可以说，至少从那时开始，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了。

    这个记载流传很广，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等故事。大禹治水牵涉了很多省，包括山西、河南、安徽，至少这些地区当时都有洪水发生。从考古学上来看，我们曾经请搞环境、搞地理学的学者做研究，看传说中的距今4000年前后，上述这些地区有没有洪水的迹象。最后研究结果是4000年前后确实有一场比较大的范围的洪水泛滥，现在留下了一些遗迹。这些地理学研究的结论，和文献记载的内容是对应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涂山之会”。根据记载，在涂山之会之前，大禹根据舜的命令去治理洪水，经过多年的努力，洪水基本上治理好了。于是就在涂山这个地方召开了一次庆功的大会。

    涂山在现在的什么地方，说法很多，前几年社科院考古所的山东队在安徽蚌埠市叫作禹会村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面积挺大的龙山文化的遗址，它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用土堆起来的台基，最上面用一层白土覆盖，台基面偏北处发现了一个烧祭面，在南面的台基中央可以看到有密密麻麻的长方形柱坑，一共有35个坑，大小相近，距离相等。这样的台基在以前考古中从没见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考古队有一个想法，他们认为这三十几个长方形小坑，可能当年是用来插旗杆用的，也就是参加涂山大会时各方面的部落代表到来以后，都要举出自己部族的标志，表示他来参会了。我认为这个解释很有道理，所以我支持这个意见。与这个遗迹相关的，在它的左侧发现有灰坑、灰沟等等，里面出土了很多陶器，这些陶器也很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山东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但是除了山东的龙山文化，还看到有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南方来的陶器等等，总而言之它比较杂，是有多种不同样子的陶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考古学文化遗物。它附近还发现一些房子，说是房子吧，但是也没有很坚固，基本上属于工棚性质的，使用时间很短。所以考古人员分析推测，这些“工棚”，很可能是当年来参加涂山大会的来自不同部落、不同地方的人，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时临时居住的地方，祭祀完成以后，这些东西就掩埋掉了。我觉得这个解释也合理。

    所以，关于涂山大会的历史记载，我认为是可靠的，而且这个地点就在这个地方的涂山。现在叫涂山的地方很多，安徽就有两个。我上次到安徽的巢湖，他们说涂山应该在他们这里。我说你这里没挖出人家那个东西，等你这里挖出来相应的东西咱们再讨论吧。

    总而言之，涂山大会影响很大。涂山大会的重要性，一个是庆祝治水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它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大禹治水成功了，有这么多诸侯都拥戴他，所以说后来舜把位子禅让给他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没有这些功绩，没有这么多部落的拥戴，我想大禹要继承舜的位子，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第三，建都阳城。阳城在什么地方，文献记载有说河南，也有说山西。河南也不只限于登封有阳城，还有开封附近的阳城。现在来看，从考古学的印证来看，可能应该是登封的王城岗遗址。这个文献记载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论是古本《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封禅书·正义》记载，都说是舜把位子传给了禹，而禹觉得应该传给舜的儿子，他不应该继承这个位子。有的记载就说，禹为了躲这个事，他就跑到阳城去隐居了。但是最后老百姓还是拥戴大禹，所以大禹就在阳城这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20世纪70年代，当时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安金槐先生，带人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规模比较大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而且在这个城址中还发现了一个小城，这个小城是100米长、100米宽，有两道墙。安金槐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同时参考在它的东北方向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阳城，认为王城岗这个遗址，应该就是历史记录中的禹都阳城的所在地。在离王城岗遗址东北方向大约十五华里的地方，发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阳城，里面出土的陶文显示，战国时期的人是把这里叫作阳城的，所以安金槐先生认为这里就是禹都阳城。不过因为这个小城面积太小，在当时学术界没有得到公认，这就搁置了下来，没有定论。

    后来，我们认为王城岗遗址确实重要，就提出来重新进行发掘。考古发掘的结果令人兴奋不已，在这个小城的外面居然又发现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的年代和小城测定的年代，以及他们所属的文化期别有区别，按照考古学的分析，小城是建在王城岗的河南龙山文化考古分期的第二期，大城是建在分期的第三期。根据碳十四测定，小城的年代是公元前2100多年还要多，而大城正好是河南龙山文化分期的第三期，这个年代正好是公元前两千年前后。这与根据文献推定的夏代在四千年前多一点的估计是正好符合的。所以最后我们认为，王城岗后来发现的这个大城代表的，应该就是禹都阳城的那个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

    第四，划分九州。禹受舜禅做王以后，就把他版图之内，根据山川形势、物产状况、风俗习惯等等，把当时夏统治的区域分成了九个小区。为什么要分这九个地方，一来是因为好管理，二来是为了征税。其实那时候所谓税就是进贡，划分九州，从而可以区别出各地出产哪些物品，进而要求当地向他贡献这些东西，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九州就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幽州、豫州、雍州。过去，大家都不太相信大禹时代就能够划分九州，认为当时国家还没有那么大的地盘，分成九州更不用说了。

    后来，社科院考古所的邵望平研究员写了一篇文章，把文献记载的九州和考古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对应，根据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把它分为了几大块，她认为，考古学上的这种不同的现象，就是禹划分九州的根据。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个研究就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互相结合起来了，判定禹分九州基本是可靠的。具体到当时是不是能够划分得那么细，当然也不一定。但至少在那个时期，大禹曾经划分若干不同区块，应该是可靠的。

    第五，征伐三苗。禹征三苗见于先秦文献的记载和司马迁的《夏本纪》，而且根据记载，尧舜禹这三代都征伐三苗。三苗在哪里，文献上有一个界定，《战国策·魏策》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基本上分布在长江中游这一块，这里就是三苗活动地域。当时，三苗经常和中原地区对立，所以尧舜禹几代都去征伐它，最后到夏禹时期把它彻底解决了，三苗一部分被迁到了甘肃，一部分就被融合到了中原文化、当时的龙山文化当中。

    关于禹征三苗，过去只是停留在文献记载，后来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那一带做考古发掘，就发现距今4000多年的时候，湖北考古中的石家河文化晚期，有些遗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在石家河晚期阶段，那个地方出现了不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后来湖北省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写文章，认为这个时期的确变化较大，可统一称为“后石家河文化”，认定它们比标准的石家河文化要晚。这个时期测定的年代，跟中原地区王城岗这个时期的测年基本是一致的，文化面貌也是和河南龙山文化的类似，基本差不多。而且它流行的风俗，比如瓮棺葬之类，当地原来是没有这个传统的，但是在河南龙山文化中就有这个传统。过去比较标准的石家河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很少发现玉器，而在后石家河文化阶段发现很多玉器。但这些玉器也不像河南的传统，很多学者写文章认为，它可能和山东龙山文化有关。我觉得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些考古发现也能够说明，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确有其事。

与大禹可能相关的考古发现

    以上我讲的大禹时期的五件事情，应该说基本上都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

    从大禹建立夏朝，定都阳城，一直到夏桀灭亡，把整个的夏文化梳理一下，我在这里再讲三个与大禹有关的考古发现，也包括夏都问题。

    第一个，是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阳城。这个城很小，所以安金槐先生认为是禹都阳城时，别人不太认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它附近的大城，34.8万平方米，而且大城的北城墙还突破了小城的北护城河。这就提供了一个确凿无疑的考古上讲的地层关系，也就是小城要早于大城，而年代测试显示小城是公元前两千一百多年，大城是公元前两千零几年，而我们根据文献推定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与我们在王城岗的考古发现结果，比较接近。

    第二个，根据文献记载，夏朝到了太康统治时期发生了“太康失国”事件。为什么失国了呢，就是东方来的夷人后羿，把太康的政权推掉，取代了他的位置。过去，我们只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中尤其是二里头文化因素分析中，看到确实有一些来自东方的因素。1986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我提出来说，二里头文化不包含最早的夏文化，它是“少康中兴”以后的文化，从它的文化遗存看到有来自东方的因素，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只是有相关的迹象和线索。后来，考古人员在新密的新砦遗址发现了比二里头遗迹要早、又比传统认识的河南龙山文化要晚的一些遗存，当时称之为“早于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遗存”，或者叫“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后来，我们想确认夏代的这些考古遗迹，就提出来对新砦遗址进行重新发掘，刚开始我们还担心能不能挖到这个时期的遗存，我们只是请北大方面先挖挖看看，挖的结果是，确实找到了新砦期遗存和河南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也就是在我们称之为新砦期遗存的地层下面，叠压着河南龙山文化的地层，在新砦期之上叠压着二里头文化底层，这就提供了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新砦期遗存是存在的。为什么说它存在，因为它出土了很多具有山东龙山文化和豫东这个地方的龙山文化遗存特征的器物。

    我们把这些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的后羿代夏这件事联系起来，认为它可能就是后羿代夏这个阶段留下来的遗存。因为后羿带着东方来的夷人，把夏代推翻了，差不多经过了七八十年，到少康时期夏人的力量又起来了，又恢复了夏代政权。那么我们说，新砦期的遗存就应该是后羿以及后续的寒浞等人他们这个系统留下来的遗存。从新砦期遗存发现以后，郑州市考古研究院在巩义的花地嘴遗址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新砦期的遗存，出土了更丰富的新砦期遗存。现在来看，所谓新砦期遗存不仅在花地嘴有，在别的地方例如郑州高新区的东赵也有。这就可以证明，后羿代夏确有其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新砦期的有无问题一直有争论，实际情况如何，我觉得这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后羿代夏是后羿把夏王朝原来的正统推翻了，后羿系统统治了几十年。但是我们推测，这种统治更迭，可能并不像发洪水那样，后羿一来就把原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这些遗存都彻底推翻掉了。我们通过考古也可以看出来，有一些遗址的东方因素比较多，像新砦，像花地嘴。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推想，后羿推翻了夏代正统，就把东边的这些因素带到了中原地区来，但它的势力影响小的地方，东方因素可能并不强烈。

    少康中兴以后又经过了好多代，到了夏桀的时候被商汤推翻了，在这段时间里，夏代的都城迁过好几次，不过现在比较确切可靠的，能考古证实的，就是王城岗阳城和二里头遗址，文献讲的叫斟鄩的这个地方。二里头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在洛河的南边，而当时洛河是改过道的，实际上在二里头时期它是在洛河之南的，它正好是在洛河和伊河之间这个地方，在洛阳的隋唐城、汉魏城的东边不是太远的那个地方。1963年，我曾经带学生实习，参加了这个考古发掘。这里的地层叠压关系，遗存的打破关系，都证明它是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一种遗存。结合文献记载推测，有可能就是夏代都城斟鄩的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分布范围，按照我的说法是豫西地区、晋南地区，还有河北省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陕西东部的一部分地区。它出土了很多有特征的陶器，和河南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但是区别也是一望而知。

    关于夏代的具体年代，我们认为是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其中公元前2070年，是大禹建阳城的时间，公元前1600年，是夏商分界，也就是商汤灭夏的时间。关于王城岗二期、三期测年的数据，二期大概是公元前2132年，三期大概是公元前2030年。我觉得关于王城岗三期这个数值，公元前2030年，正好在二里头文化的前边。它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2030年，再往后这是王城岗第三期，到二里头的最晚期是公元前1600年。这就说明，二里头文化不是整个的夏文化。1986年我就写了这个文章，我觉得二里头文化是夏的遗存，但它不是从夏开始一直到夏灭亡整个夏代的遗存。根据文献记载推定，夏朝共14代17王，统治时间471年。而测年的结果是二里头文化只有300多年，不够400年。但是如果加上后羿代夏的七八十年，毕竟从年代发展来讲，不管是夏统治还是后羿统治，年代是不会变的。正是加上了后羿的这七八十年，就进入了夏朝471年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联系起来看，王城岗的大城作为最早的夏都，二里头遗址作为最晚的都城。这两个可以说是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文献记载还有几个王搬了家了，但现在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是今后我们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济源曾经发掘过一个二里头文化遗址，又比如郑州大学考古系他们在豫东发现了一个遗址，怀疑是否与老丘有关，我们也希望能继续再做一点工作。

    说起夏代，大家可能会关注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的问题讨论，以及有没有夏存在的问题讨论。有学者提出二里头遗址有可能是夏也可能是商，没有发现当时的文字，都只能是猜想。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不过从倾向性的意见来看，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没有问题，二里头文化只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文化也应该没问题，应该再加上河南龙山文化。这大概就是现在倾向性的意见。通过重新考察二里头、王城岗、新砦等遗址，我们在王城岗发现了大城，在新砦发现了新砦期遗存等等。总而言之，正是因为考古工作的成果，才使我们看到夏代人确实有遗迹和遗物。

    所以从口耳相传的到文献记载的文献史学系统，以及考古学在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和二里头等地的考古发现，再加之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结合三种不同途径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夏代是存在的，包括第一阶段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遗址。第二阶段的新砦遗址，然后到二里头遗址，串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