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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家的存在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这套理论无非是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提供正当性。然而让金德尔伯格尴尬的是，美国政府的现实政策发展越来越走向了这套理论的反面，导致了世界的非稳定性。在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世界多个经济体恣意大打贸易战的霸凌行径中，这一现象越发明显。
人们看到，当前，美国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超过其他国家的实力，借助自己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垄断地位，对国际经贸规则任意破坏，在经贸谈判中恣意反复，谋求更大的暴利，在国际社会制造矛盾和冲突，使世界经济面临非稳定运行状态的威胁。
美国为什么会如此我行我素？一些分析把缘由归于执掌美国政府的某一个人的执政风格和人生理念，这或许不无道理。但如果我们把美国相关贸易历史做一番简单的梳理，或许对当前这一轮贸易战中美国恣意妄为的贸易霸凌主义能有更多的认识。
历史上，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就经常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促进其经济发展。从1776年到19世纪20年代，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采用了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巩固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南北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工业发展程度较高，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但仍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助推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二战后，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开始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但仍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缓解自身经济下行压力，应对主要经济对手竞争，以及对战略竞争国进行战略打击的重要政策手段。
历史上，美国就曾贸易霸凌主义当道，给正常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严重灾难。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美国率先采用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来应对危机。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平均关税大幅度提升至59%的高位，导致其他国家只能被动跟进使用报复性关税。最终，在美国拖累下，全球经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929年到1934年末，全球贸易额缩水了三分之二，严重延缓了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历史上，美国为维护霸权，大肆利用贸易手段打压眼中的对手。美国为服务于称霸世界的政治需要，对苏联、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等国，屡屡采取经贸霸凌，利用贸易禁运和投资限制等手段，打压对手，实现其战略利益。1946年，美国相关特别委员会提出实施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以对苏联进行限制。1949年，美国出台《出口管制法》，通过对战略物资禁运的方式遏制苏联发展。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资本大量进入美国，引发了美国国内舆论的担心。鉴于该组织在1973年对西方国家发起石油禁运，美国对其成员国在美投资的动机产生怀疑，认为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非获取商业利益。美国政府于1975年设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可能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收购、兼并和收购业务进行审查。1975年至今，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经历了几次主要的立法及调整过程，每一次法律调整背后都有重点触发案例和相应的战略目标国。当前，特朗普政府基于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将中国作为未来战略竞争对手，正在通过进一步改革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加强出口管制，增加外资安全审查，以此对中国未来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进行战略打击。
实际上，为了维持其经济霸权，就是对盟友，美国历来都采取扶植和打压并举的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受到重创，而美国一跃成世界头号强国。战后初期，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经济治理的国际机制，这些机制有助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通过主导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关贸总协定从1947年至1994年共举行了8轮多边贸易谈判，强化美国在经济安全、经济收益、规则引领、价值灌输方面的霸权地位。
同时，日本、欧洲等依靠美国的扶植，快速复苏，对外出口高速增长。以日本为例，1950年日本出口额为8.2亿美元，到1981年则增加到1514亿美元。日本、欧盟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这对美国制造业所构成的挑战和压力也相应逐步增加。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丧失使美国从贸易顺差国转为贸易逆差国。1946年至1970年，美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为61.3亿美元；到了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快速增加到1687.4亿美元。作为应对之策，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强制自愿出口限制等数量限制，加征反倾销税和惩罚性关税等价格调整措施，发动汇率战等综合性手段，通过打压日本产品出口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这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限制作用。
对于欧盟，美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随着欧洲经济实力的增长，美欧的经济竞争在多个领域展开。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美欧在农产品、航空业、钢铁业、香蕉、牛肉贸易等多个领域爆发了贸易摩擦。
不难看出，贸易一直被美国用作推进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的工具。表面上，美国是在用所谓公平合理的规则体系来对国际政治经济进行重构；实质上，美国是为了维护和推进美国的霸权理念与价值观。美国所谓的规则和秩序主张不过是一套双重标准，极具虚伪性。为维护其经济霸权，美国不惜高举乱拳，四面出击，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世界各国均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当然，美国政府毫无顾忌地推行贸易霸凌政策，必然招致其他经济体的对等反击，局势的最终走向也未必完全按照美国政府的逻辑和预期发展。
今天，全球已经形成了以价值链分工为基础，有别于传统贸易模式的经贸体系。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与核算体系的完善也清晰地指明，在全球新分工模式下，一国最终产品出口包括的附加值不仅来自于出口方，还可能来自于其他国家，对最终产品加征关税的效应将传递到各个环节。此番贸易战中，美国放出的大炮对准的是别人，但损害的可能恰恰是自己的利益。以中美贸易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占比为35%至40%，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将显著影响本国的消费者和中间品出口商。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当时1028位经济学家曾写信敦促美国国会拒绝该法案，但美国国会并未采纳经济学家的建议。2018年5月，美国1100多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警告美国政府不要采取加征关税的保护主义政策，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覆辙。而美国政府又一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作者：东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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