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传文学的传统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段话就告诉我们，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来，国际影响迅速扩大，海外国家急于与汉朝建盟定交，了解繁荣昌盛的大汉朝。这就需要史官将这个伟大国度、伟大民族的历史有根有据地讲清楚，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在汉之初，史职为盛。”说的就是历史宏大叙事与一个伟大的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

    唐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特别辉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精英人士也有着编修民族史的热情。唐代笔记小说《隋唐嘉话》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薛元超二十六岁时，唐高宗即位，很快被加封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所以他不大可能发出未能“修国史”的感慨。《隋唐嘉话》中这个条目也许是后人附益，不足为据。但即便是后人附益，也大体符合唐代史实。唐代官修正史多达8种，修撰者多为历任宰相或名臣；后人之所以得出在唐代修史代表人生成就和地位这一判断，正是在纵览唐代史书修撰情况的前提下所得出的结论。

    中国的历史叙事讲究传承有序。司马迁写作《史记》，也强调自己是继承孔子编纂《春秋》的传统。《春秋》的根本价值在哪里？司马迁总结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很明显，《春秋》所确立的正统史观，有存亡继绝、补敝起废的意义。从当时来看，这种以宗法制为基本内涵的价值观符合当时大一统王朝的需求，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对今天而言，明确中华民族的民族史观，在哲学上讲有助于养血性、骨气、正气，在文学上讲有助于形成情怀、情思、情调，这是我们讲述当代中国故事必须正视的价值观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列传体，在正史的宏大叙事中，列传关注微观细节，关注个人经验，是对正统史观的一个有意义的补充。离开列传，《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会失色很多，从而减少了“成一家之言”的自信和气度。唐代，伴随古文运动的深入，更有史传文学中散传的兴起，两位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的散传《张中丞传后叙》《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段太尉逸事状》等，以生活化的视角、自然的文笔、个性化的人物塑造，为传记文学创作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白居易、李翱等文章高手也都各有佳作。影响所及，宋代各体传记文学也得到了普遍发展，尤其在个人微观经验的记录表达方面，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朱熹的《张魏公行状》等，开了个人长篇传记文学之先河。明代中后期则有市民传记的兴起，如袁中道的《吴龙田生传》、钱谦益的《徐霞客传》等写商人、地理学家等特殊群体的奋斗史，着意处理了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于细腻真切中更有对历史大趋势的思考。在雅与俗、宏大与微观的综合叙事层面，蔚然成风的明清英雄传奇、世情小说写作中，也能看到纪传文学的影响。

    司马迁的民族史叙事，在班固手里变得更加精细化、专业化。刘向、刘歆、扬雄等人都曾续写过《史记》。班固也子承父业，为《史记》做《后传》，后来改名为《汉书》。当时有人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班固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为了颂扬汉德，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更得到朝廷支持继续写下去。《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增加“艺文志”“地理志”等；增《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等。这就更加细密地总结展示了汉代及汉以前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文学等各学科各专业各领域的贡献。

    《史记》《汉书》的志表，同时体现了兼容并蓄的原则，这可以作为上述方法论的补充。正史一般注重收集史料、考辨史实，“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文心雕龙·史传》），有时会忽略修辞和文采。在辞藻润饰方面能重视并继承史传文学传统的，有时候是那些杂史杂传，如《穆天子传》《晏子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女传》《汉武故事》等，它们通常被目录学家们归于“小说”。《汉志》收“小说”，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文心雕龙》也赞同说：“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尤其当正史“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时，小说更能满足“俗皆爱奇，莫顾实理”的要求，担当文化沟通、文化普及的重任。

    唐代史传文学的发达，不仅表现为正史修撰的繁荣有序、传记文学的发达，还同时体现为新叙事文体——唐传奇的勃兴。关于唐传奇，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有一段话非常有名：“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唐传奇是否用于科举的行卷、温卷，迄今还有很多争议；但对于唐传奇“史才、诗笔、议论”三大特征的概括，不仅得到广泛认同，而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了史传文学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本体论等各方面的探索、总结、创获，宋元以降迎来正史、纪传文学、历史演义、史学理论等各领域成果的全面繁荣，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小说被当作明清时期的代表文学，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而南宋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曾指出：“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足见时人既将小说看作是融合各体文学之长的新当红文体，同时又看作是史传文学之支流。明清小说的繁荣，主要也是史传文学全面发展的结果。不只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直接出自或变化自史传，世情小说也间接受到纪传文学的影响。《金瓶梅》以书中几个女性角色的名字来命名，说明书中故事不只以西门庆为主角，也是围绕几位女主人公的命运际遇而展开。《红楼梦》更是明确表示要为几位女子立传，书名之一是《金陵十二钗》。第一回中的石头说：“此系生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红楼梦》也确实着意对唐传奇的笔法给予了全面的借鉴和超越：在史才方面，《红楼梦》不只完整铺陈了现实故事，而且为这个故事赋予了深厚的历史背景（家族的历史，风俗的历史，神话的历史）——从求善角度看，《红楼梦》超越了世俗功利层次，深入到民族历史文化之根的层面；在议论方面，《红楼梦》不只借助正言寓言假语戏言，而且系统借用了形体语言（美丑雅俗）、文化语言（儒释道墨名法）、哲学语言（真假有无）——从求真角度看，《红楼梦》超越了现实表象层次，提升到哲学认识论的层面；在诗笔层面，《红楼梦》不单在叙事语言、人物语言、叙事意蕴各方面点缀诗歌点染诗意，还在生成意义上强调诗歌对于个人人格的影响——从求美角度看，《红楼梦》超越了叙事功能层次，进入到人文精神层面。

    明末清初，思想界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反思、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合格的文化继承人、扭转“末世”趋向。顾炎武在《正始》篇中强调文化担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王夫之的《俟解》主张诗教，“能兴即谓之豪杰”。

    今天讲述中国当代故事，无疑也要以现实各领域及文史哲等各学术领域的新思考新议题新创获丰富完善和总结提升史传文学理论，更要树立文化自信，在这个必然会“史职为盛”的时代，战胜苟且，冲破阻碍，看到光明，迎来诗和远方。

    （作者：薛海燕，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