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译名的由来

    【读书者说】  

    截止到2018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经典纪实作品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曾用译名《西行漫记》）已经出版有81个春秋。回溯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就像斯诺进入陕北的经历一样，在激情浪漫中充满了坎坷曲折。80多年中，基于原著，在中文语境中以雏形本、全译本、节译本、抽印本、内部参考本等形式出版了不少于60种版本，拥有极为庞大的读者群体。1938年胡仲持等十二人翻译、复社的《西行漫记》版，激励了无数国统区的革命青年去往延安；1979年董乐山翻译、三联书店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版，在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当下，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进入初中语文教材，以其独有的睿智思想、时代特色和语言魅力让新时代的青少年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RED STAR OVER CHINA的《西行漫记》时代

    复社版的《西行漫记》是斯诺这部不朽名著的第一个正式中译本，由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宗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12人分别翻译并在版权页署名，由胡愈之统稿校订。这12位译者是上海孤岛文学时期“星二座谈会”的成员，据新华出版社《胡愈之传》记载，“陈仲逸”是胡愈之的笔名；胡仲持为胡愈之的二弟；傅宗华、倪文宙、吴景崧、冯宾符为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林淡秋、邵宗汉、梅益是胡愈之在《译报》时代的同事。许达是斯诺在中国的秘书，实际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郭达。另外，有部分资料指出，王厂青应为粟裕的秘书蒯斯曛的化名，此处存疑。

    在1979年第一期《读书》杂志上，胡愈之回忆了这次让他激动而紧张的译事：“有一天他（斯诺）说，刚得到英国航空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的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送给作者审查，所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就向他借阅。他答应了，但说只有一本，看完还他。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的英文原本。”

    这段话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复社版《西行漫记》的英文原本为英国1937年“左派”出版社维克多·戈兰茨公司的版本，这一版本的原文与1938年复社以《西行漫记》为名，正式出版的版本有不少明显的出入。张小鼎先生在《〈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一文中明确指出：“此书虽据伦敦‘红星’初版译出，但复社出版时，斯诺对原著的文字又作了少许增删，就是说，复社实际是照作者的‘修正本’译出的。”对照1937年英国原版不难发现，较为明显的是复社版删除了原书第11章的第5节。另外，此书英文版完成于1937年7月下旬，因1937年8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斯诺在复社版《西行漫记》中对国共两党的表述作了修改。

    作为老一辈的新闻人，胡愈之对时局有着敏锐的判断。尽管他认为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书，但他还是向上海中共办事处的刘少文同志了解斯诺的具体情况。刘少文来自陕北，对斯诺这段采访了然于心。在得到他的认可后，胡愈之组织力量开始翻译出版。

    斯诺这部纪实作品的译名，在当时做了策略性调整。据胡愈之回忆：“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大公报》记者，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后来集印为这本书，限于当时条件，不能写得很明显，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书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联想到我们党。”同样，十二位译者之一的倪文宙在《忆念鲁迅师》一文中也有过关于类似的说法，他认为：“改名为《西行漫记》进行翻译，局外人以为这是本小说或是游记书，不容易一下认出这是一本‘红色’的歌颂解放区的书，容易在社会上通过。”

    胡愈之得到此书并组织翻译的时间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得以出版，得到了斯诺重要的帮助。《西行漫记》复社版第15页中，斯诺表示：“现在这本书（RED STAR OVER CHINA）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中国会有些帮助。”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下，除了原书已经修订意见，他还提供了1937年戈兰茨版都没有的20张照片。

    正如斯诺美好的愿望，由当时商务印书馆工人承印的《西行漫记》甫一问世，初版顷刻脱销，当年即加印四版。香港的出版社翻印了许多，远销南洋。《西行漫记》在当时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越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进步青年辗转传抄，把《西行漫记》看作身家性命一般，怀揣梦想奔赴延安。

RED STAR OVER CHINA的《红星照耀中国》时代

    从图书出版角度而言，真正赋予了斯诺这本不朽名著以《红星照耀中国》的书名的，是译者董乐山。

    在RED STAR OVER CHINA真正以《红星照耀中国》面世之前，在中文语境中，它以《西行漫记》以及纷纭繁复的译名产生过两次出版高峰。一次为1937-1938年间，这个时期以王福时等翻译、北平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开端，以复社版《西行漫记》为最高峰；一次是1946-1949年，这一时期它的面世，多围绕毛泽东进行，自1946年国际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开始，以1948年大连复社再版《西行漫记》与1949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长征25000里——中国的红星》为高峰，后者为多人新译，根据1938年7月美国版译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等诸多原因，直到1979年三十年间，中国内地没有公开出版过斯诺的这部作品。唯一一次内部出版，是在1960年，当时正值斯诺访华。这个版本由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三联书店推出，印量极少，没有公开对外发行。

    检索中图版本及《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次以《红星照耀中国》书名出现，是在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诺文集》中，此文集中《红星照耀中国》采用的是董乐山的译本。1979年三联书店正式出版的董乐山译本，仍旧以《西行漫记》为主书名，封面标注（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作为一本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有重要论述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以原名直译面世，必然也代表了意识形态宣传口径的意思。在1984年出版的《纪念埃德加·斯诺》一书中，董乐山先生撰文《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谈到了这次三联书店的组稿过程：

    1975年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来约我重新翻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我欣然从命，因为，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翻译一本名著。

    那天，我与范用的谈话情不自禁地转到了1938至1939年间我们分别在重庆和上海初次读到《红星照耀中国》的欣喜若狂的情况。虽然经过了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范用至今犹小心翼翼地保存着40多年前出版的初版中译本。“是红布硬面的精装本”，他特别加了一句。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个中译本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时，并不叫《红星照耀中国》，用的是一个隐晦的书名《西行漫记》。

    这段写于1982年的文字传达出了两点信息：第一，RED STAR OVER CHINA的新译策划工作在“文革”结束前就已经开始；第二，在此之前，在出版物中，RED STAR OVER CHINA没有使用《红星照耀中国》的译名。

    董乐山自1949年来北京工作后，一直从事着新闻类题材的翻译工作，1961年与其他几位译者一起，受命翻译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纪实作品《第三帝国的兴亡》，此书于1963年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以“灰皮书”的形式内部出版。在1975年，才独立接手翻译斯诺这部作品，他在《我的第一本书》中自己陈述，《西行漫记》是他从事职业翻译30年后才出版的一本可以称得上个人劳动成果的东西。这本书的正式出版时间为1979年。

    三联书店的编辑沈昌文主要负责1979年版董乐山版《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其作品《八十溯往》中，他这样回忆了这段组稿过程：“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受命组译《西行漫记》时，自然觉得，这工作非老董（董乐山）来做不可。”对于董乐山译本的评价，作为编辑，他既是第一读者，也是第一批评人，他认为：“重译《西行漫记》，可说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是老董毫无怨言地卓越地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说，这是三联书店出过的优秀译品之一。”

    作为一名具有职业追求的翻译家，董乐山在《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本上选取也有自己的考虑。RED STAR OVER CHINA在1937年初版之后，埃德加·斯诺做了反复的修订，其主要版本有英国戈兰茨版（Victor Gollancz 1937），美国兰登书屋初版（Random House 1938）， 美国兰登书屋第一次修订版，美国兰登书屋第二次修订版（Random House 1944），格罗夫增补修订版（Grove Press 1968），英国戈兰茨增补修订版（Victor Gollancz 1968），企鹅出版社鹈鹕丛书版（Penguin Books 1972）。斯诺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自己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修订增删这部经典作品，每一个版本相较上一个版本，都有不仅仅是字句和表述上的调整。在中宣部出版局、三联书店及翻译家董乐山经过慎重考虑和论证后，决定根据1937年的初版本译出。三联书店编辑部在该书《出版说明》中谈道：“我们深信，广大读者是会用分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看待书中的问题的。”

    1979年12月，在经历了《读书》《出版工作》《新闻战线》等报纸杂志近一年的预热后，董乐山译本《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正式出版。在这一年当中，据不完全统计，与斯诺相关的文章就有《解放“内部书”》（雨辰著 《读书》1979.1）、《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胡愈之口述 三联书店整理《读书》1979.1）、《做斯诺式的记者》（白夜著 《新闻战线》1979.1）、《谈〈西行漫记〉及其他》（尼姆·威尔斯著 王福时译《读书》1979.3）》《〈西行漫记〉在中国》（张小鼎著《出版工作》1979.5）、《在斯诺的小客厅里》（陈翰伯著《读书》1979.5）等等。其中，和开上世纪80年代读书风气之先河的著名文章《读书无禁区》发在一起的《解放“内部书”》，更是在文末明确指出：“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西行漫记》、《尼克松回忆录》，也决定公开发行。”这一切为董乐山翻译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董乐山文集》，第一卷的最后一幅插图，即是1984年董乐山为《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写的译后缀语的部分手稿。可以清楚地看到，董乐山最一开始的手迹为“《红星照耀中国》译后缀语”，后来修改成“《西行漫记》译后缀语”。我们无法还原董乐山真实的内心轨迹，这只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他一次纠结的表征。RED STAR OVER CHINA中的over，在英文初版本中本是一次并不太小的印制事故——斯诺给它定的书名本是RED STAR IN CHINA，却不小心被排错了。这是一次让斯诺拍案叫绝的印制事故，over一词恰恰是这个书名最神来之笔。在《英汉大词典》over的词条中，它有笼罩，（势力）在……之上的意味。《西行漫记》的译名，是具有历史特色的策略性结果，毕竟只有让这本书在1938年出版了，才会有更多的进步青年了解中国共产党。《红星照耀中国》的译名则不同，它既近乎完美地表达了英文的本意，又呈现出了一种蓬勃且不可阻挡的势，恰恰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最准确的写照。

    1984年，《斯诺文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让斯诺纠结修改了近乎大半辈子的作品，第一次在中文语境中，是董乐山以图书这一正式出版物为载体，赋予了它近半个世纪前就应有的名字——《红星照耀中国》。 “部编本”语文教材上有一段胡愈之推荐《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字，这段文字是胡愈之为董乐山新译本写的。他在文中热情推荐出版于1979年的董乐山译本，同时在文中对1938年“复社版”的部分问题做了说明。

    在今天，《红星照耀中国》被收入中学课本，以忠实的原貌走近更广大的青少年读者。

    （作者：刘健，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