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文化话语研究

    所谓符号，即象征、代表、表示、预示、暗示或指示另一种事物的媒介。它可以以具体的形式出现。如国旗，就是一种符号，象征着一个特定的国家；交通信号灯也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交通工具的行驶指令。符号也可以以抽象形式出现。数字、字符、概念、感情、思想，也是符号，能够代表特定的心理状态或外在世界的事物。符号是联结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纽带。各类符号中，最为常用、典型的是语言；语言也是最为复杂的一种符号。因此，符号学往往用于政论、文学、大众传媒中语言现象的分析，对于话语、交际、传播研究有着重要的对话意义。

    当代符号学支系繁多，但学界公认的奠基人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直接联系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由于后者建立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之上，因此两者在理念上是相通的。比如，索绪尔提出的共时/历时、能指/所指、语言/言语、横组合/纵排列的二元范畴与分野，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将人类社会一切现象视作符号，其研究范围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和语言学家伏罗辛诺夫，美国文化学家詹姆逊、英国文化学家霍尔、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经由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符号学，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在批判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共时方法论基础上，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突破结构主义符号学静态形式的窠臼，打通共时和历时的方法论，强调符号的实践性、历史性、社会性。这里，符号不是来自于个人意识，不存在于个人心理，而是在人类社会交往实践中形成；换言之，符号的形成与存在，首先要求一定的社会组织及其实践活动作为条件（如约定俗成）。符号是社会话语、交际传播的结果。不同于被静态封闭系统观念束缚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出符号反映或折射现实，这也意味着，符号包括其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由符号主体和所示事物的关系决定；也正因为如此，符号的核心特质是意识形态性。另外，符号也随着社会生活的推移而变化。在此意义上，符号意义是流动的；边界是开放的。符号还有另一个常被忽视的特点，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所表示的事物，而且可以成为该事物的本身替代品。例如，指代暴力的符号，本身可以成为暴力。从这些意义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于符号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建立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突破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牢笼，为研究现实生活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与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辩证理论，可以并应该将符号及符号使用作为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精神、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更具体的形式，认知、情感、理解、价值观，等等，都是符号。而这些符号在与基础现实的互动中所出现的符号生成、变化、利用、效果等运动过程，也同样是符号现象。因此，要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包括其理论体系中核心问题之一，即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生成机制、内容形式、发展规律，特别是与经济基础的复杂关系，不可避免地要从符号和符号使用这一“媒介”入手，尤其是语言符号（包括内心的语言符号，如“独白”）。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在西方学界，有一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所谓“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经过不同阶段的理论演化，将一切社会存在和构成消解为“文本”，将社会批评变成“文本分析”，最终丧失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批判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即从实践、历史、社会的角度去观察人类社会，应该是社会科学中带有普遍意义的法则。这也意味着，对于那些忽视符号的实践性、历史性、社会性的符号学，都应该打问号。现有的国内外各种“符号学马克思主义”，都普遍存在两大问题。其一，因为过于聚焦符号，都缺乏对符号环境的关照和研究——符号的生成主体、传播媒介、动机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等等，因而在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实效性方面还有很大局限。必须懂得，我们的生活世界毕竟不仅仅是符号，也不仅仅是指称、昭示、代表等符号活动；尽管一切都可以（通过社会交往）成为符号，一切社会活动可以包括符号标示事物的过程，但是，在符号运动的过程中，还有符号使用主体，他们运用工具，建立关系，改造世界，等等。其二，与忽视符号使用环境有关，学者们往往缺乏对符号和符号使用的文化性的关注和研究，这也包括对自身理论方法体系的文化性的忽视。不难看到，符号学本身，作为一门学问，有其历史和文化特征。不难想象，不同（族群的）符号体系之间有内容和形式的差异（比如在符号的抽象程度、符号表意的过程和策略、理解符号的原则）；也不难理解，不同（族群的）符号体系之间还有权势互动的张力（如竞争、排挤、抵抗、合作）。

    因此，立足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批判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显得十分必要，而文化话语研究则可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建构提供借鉴。文化话语研究，作为对西方拘泥文本/语篇/符号的话语分析的回应，是21世纪初以来形成的新潮流、新方向、新平台。其基本理论出发点是：人类不同族群的话语，不仅渗透着形式、意旨的差异关系，而且充斥着权势张力关系——我们称作话语的“文化性”。同样道理，学术话语也存在着文化性，因而没有什么普遍理论可以一概而论。文化话语研究还预设：人类多元文化话语体系通过每一次的矛盾循环运动，走向更高文明层次的权力平衡。这里的“话语”指的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言语交际事件或活动，由六个要素组成：交际主体、形式意旨、交际渠道、目的/效果、文化关系、历史关系。文化则指特定族群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使用的规则、概念、价值、思维方式、行为策略、身份地位系统，它们可以影响成员的行动，也可以通过交际行为得以改造、利用。同时，不同族群的话语之间存在权力关系（竞争、渗透、合作）。换言之，文化话语研究能够进一步充实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彰显其整体性、辩证性、权力性、本土性和全球性视野。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强调符号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又对文化话语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一方面，话语的文化特质不能与传统割裂开来，而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另一方面，话语的文化特质不能被看作固有的，而必须在话语构建过程中加以观察。这样一来，文化话语研究的任务，必须包括对话语文化特点的历时考察；同时，还必须包括对话语文化特点的构建过程加以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必须更加自觉地结合中国发展实践的新要求。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借鉴国际学界经验，吸纳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成果，不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科学建构和创新发展。

    （作者：施旭，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0-2013］、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院院长；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美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比较研究”［17AZD03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