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医生”比拉尔的中国梦

    【来华留学】

    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神木市，有一位深目高鼻的外国医生，操着一口流利的“陕北味”普通话，被当地群众亲切称为“洋乡党”。

    身着白大褂，胸前别着记录本，在给小患者检查前，他习惯性地搓搓手，把听诊器的听筒焐热，做鬼脸、击击掌、按按鼻子，紧张的小患者顿时就放松了，笑得合不拢嘴……来自巴基斯坦的“洋医生”比拉尔，已在神木市工作了四年，患儿不仅不怕他，还喜欢找他玩，他的诊室里时常传出孩子们咯咯的笑声。

    “小时候得过一次严重的肺炎，儿科医生用高超的医术治好了我，从小听父母讲中国故事，我对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2007年，比拉尔通过巴基斯坦政府奖学金，如愿来到西安交通大学求学。

    初来中国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交流的障碍和学习的压力一度让比拉尔觉得“有些难熬”。为了帮助比拉尔打通“语言关”，教研室的同学轮流当起了比拉尔的汉语老师，从发音到口语交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比拉尔中文水平除了满足日常交流外，还能进行简单的写作。

    医学本身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比拉尔在课程学习中常常遇到困难，刚开始学习一章内容，往往需要自己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消化”一个月才明白。“我的老师经常对我说，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克服困难的勇气。”凭借着对医学事业的热爱和老师的悉心指导，比拉尔顺利完成了学业。

    求学期间，比拉尔的父亲专程来西安看望他，其间突发冠心病，情况危急，西安交大的老师和同学及时向比拉尔伸出援手，西安交大一附院的医生迅速安排手术，积极治疗，“我爸爸的手术非常成功，不久就恢复出院了，中国朋友让我们特别感动”。

    正如比拉尔所说，“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学习，不仅让我学习到了国际前沿的医学知识，更让我切身感受到中巴人民铁一般的友谊，在中国，我找到了家一样的感觉。”

    2014年博士毕业后，比拉尔正式入职神木市医院，成为全国首个入职县级医院的外籍医生，随着妻子继续在西安交大攻读博士学位、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比拉尔真正把家安在了黄土高原。

    工作中比拉尔发现，在神木及周边地区，婴幼儿过敏性鼻炎及哮喘发病率特别高，原来这里是蒿类植物过敏重灾区，每年7—9月份都是高发期。下到几个月大的孩童，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多年来饱受病痛折磨，而且发病率越来越低龄化，抗生素由于见效快，是市民家中的必备药，滥用抗生素也成了普遍现象。

    作为儿科学博士，比拉尔深知滥用抗生素对儿童特别是婴幼儿肝脏的危害，在他的积极推动下，神木市医院成为全国首个为每一位入院病人建立抗生素使用评估档案的医院，通过科学系统的评估指标，确定患者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使用的剂量等，最大限度避免抗生素的滥用。

    “目前这个指标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希望通过我们的推动和实践，抗生素使用评估制度能够在国内乃至全球进行更广泛的应用。”比拉尔已经习惯性地将“中国”称为“国内”，“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我在中国收获了知识、友谊，最美好的时光在中国度过，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事情。”

    为了接轨国际前沿研究，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积极和国外专家联系，比拉尔主动教同事们英语，并一起研读英文学术论文，在比拉尔工作的儿科，医护人员已经能够进行全英文交班、查房。儿科主任刘永林说：“比拉尔的到来，不只是给医院，也给神木这个内陆城市融入了‘国际范儿’。”

    在神木市医院的大力支持下，比拉尔也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医学研究，入职以来，比拉尔共发表了18篇国际论文，神木市医院也成为陕北地区唯一发表了10篇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的医院。

    日常问诊中，比拉尔把自己的手机号主动留给患者，他的电话自然也成了“儿科热线”，家人和同事时常听到他用夹杂着陕北方言的普通话接打电话，安抚患者，“你家娃娃只要体温降下来就好多了……”

    联系得多了，许多小患者和家长成了比拉尔家里的常客，和比拉尔的一双儿女成了好朋友，比拉尔总要问问他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准备一些小玩具送给孩子们。

    “巴基斯坦人常说，最好的青春留在哪儿就会总想着回到那里，我非常支持丈夫留在中国的决定。随着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来中国留学在巴基斯坦学子中已经形成一股热潮，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校园里，能够见到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朋友。”比拉尔的妻子赛玛在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皮肤病学研究，提及毕业后和丈夫留在中国工作的决定，赛玛眼中满是憧憬和坚定。

    在中国求学、工作的11年，比拉尔和他的巴基斯坦朋友也是中国日新月异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飞速的发展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这里的决心，我希望在这里实现我的‘中国梦’。”

    （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 本报通讯员 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