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天山的荣光

    纪录片《天山脚下》包括5集电视版纪录片和一部同名纪录电影。纪录片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故事，展现天山脚下自然风物的四季更迭，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反映新疆各族人民热爱家园，延续传统，追求梦想，拥抱现代文化，多民族和谐共居的主题。

    2016年7月该片正式开始拍摄，摄制组一行近20人，克服种种困难，寒来暑往，跨越四季，辗转总行程超过15万公里，历时一年多时间。

    该片即将在央视综合频道（CCTV１）首播。 

冰川

    此刻，我早已回到北京，在剪辑机房里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但我并不觉得自己离新疆很远。相反，我觉得新疆很近，甚至比北京的某个地方还近。因为在这硕大的北京城，有许多地方是我一辈子不曾去过的，但新疆，我几乎可以在自己想要的任何时候，安然抵达。

    我和《天山脚下》剧组其他人员走出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新疆电视台司机老杨、小邵等人会照例等在出口，接过行李，放在越野车的后备厢里。然后，出发，在新疆如树叶纹脉一般错落伸展的道路网上，在冰山、草原、戈壁、沙漠的巨大布景下，展开一串车队，向大地的深处狂奔。我从事纪录片创作已十几年了，到了天高地远的新疆，才知道什么叫场面宏大。真正的宏大，不是人为的，而是天造的，地设的，是人力不可为的，甚至连想象都无法企及的。大地是真正的视觉大师，从造型到色彩，都达到了极致，既合乎美学原则，又合乎科学原则。

    人们把新疆的地形归纳为“三山夹两盆”——中央是天山，南面是昆仑山，北面是阿尔泰山（基本呈三条平行线东西绵延），中间夹着两个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而两个盆地中央，又各有一个巨大的沙漠——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中，有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沙漠；在北疆，在准噶尔盆地中央，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其实新疆有八大沙漠，除了这两个沙漠，新疆还有六个大的沙漠。但沙漠内部，却仍有生命在潜滋暗长。在沙漠的背景下，胡杨林犹如已在沙海里搏斗了一万年（胡杨树号称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腐）的金色军团，在沙漠上展开军阵；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也一样繁花似锦、草木妖娆，犹如地毯的绚丽花纹。那不是幻觉，是一些短命植物，在拼命争取着生存的机会，那份强韧与执着，让人触目惊心。

    在这壮观的沙漠之上，是“三座大山”巨大的冰川，高悬在天际。它们并不让人感到惊恐，我想这是因为它们是白色的，白是轻的，没有重量感，像大朵的云，在蓝天里浮游。这是大地上最合理的设计了吧。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但这里并不缺水，只不过新疆的水，集中在山的顶部。冰川，被称作固体水库，仅天山在中国境内的冰川，就多达9035条，足以滋养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全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

    我对画家冷冰川说，你见过冰川吗？你去新疆吧，到了新疆，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冰川。在新疆，冰川无处不在——不仅在蓝色的天空下，在我们视线的上方，而且在戈壁沙漠、草原山谷，在火焰山脚下的坎儿井里，甚至在人们的茶盏中，都有冰川——那是液体的冰川。有了冰川，才有塔里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玛纳斯河、乌伦古河，这众多的河流在大地上纵横游走，逶迤穿梭，所到之处，有生命星星点点、成簇成片地浮现出来。连塔克拉玛干沙漠，都窝藏着大大小小一百多个绿洲，有野骆驼、鹅喉羚把这里当作生存的天堂，有尼雅人、罗布人、克里雅人、牙通古斯人在里面世代生息。更不用说在色彩绚烂的北疆，水草丰美、物种齐全，被称为世界的“天然基因库”……

    因此我说，大地的设计，是合乎科学原理的，譬如冰川，不仅有“审美价值”，更有“实用价值”。在这距离大海最远的大地，依然可以受到水的惠泽。冰雪也是水，可以永久保存的水。洁白的冰川，在大地上变幻出神奇的图案，有如不断翻转的魔方，让生命的奇迹，轮番出现。

人

    但我并不准备把这部纪录片拍成风光明信片的集锦，那太外在、太肤浅。我希望这部纪录片具有“文学性”。啥是“文学性”？简单说，就是要有人（尤其是普通人），去表现他们的情感，触及他们的灵魂。在我看来，人，才是新疆最美的风景。

    担任本片总制片人之一的颜占领老师在后来的主题阐述中写道：“不预设主题或立场，进入那些最普通的人的日常生活，只因生命的价值都精妙地镌刻在日常生活的纹理和节奏里。新疆因为自然环境，因为众多民族，因为生活方式，因为传统，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自带光泽。去过新疆有深入体验的人想必都会感受到这一点，那种独特的‘新疆味道’即便在你离开新疆很久之后，仍让你魂牵梦绕。”

    二十多年前，我就从新疆军旅作家周涛先生的散文里，领略了新疆人的魅力。它的名字叫《过河》，是说作者曾经骑着一匹青灰色的马过河，但湍急的河水让马畏惧，踯躅不敢前行。作者找到最近的一个毡房，想请当地人帮他驱马过河。但一掀开毡帐他就暗自叫苦，因为里面躺着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仿佛重病在身。“她抬起眼皮，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而那身躯枯瘦衰老，连自己站起来也很困难似的。看样子，她至少有八十岁；垂暮之年，枯坐僵卧。”意外的是，老人答应了他的要求，一骑上马背，她就像换了一个人，就像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那马也像换了一匹马——“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立得威武挺直，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

    散文很短，也就千把字，文字质朴无华，却有一种刀斧般的力量感，把马背民族的精气神，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二十多年不曾泯灭。写人，其实就是写这片土地。写好了人，这片土地才有了灵魂。散文的结尾只有一句话，却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此事发生在1972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正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

    可以说，周涛先生这篇《过河》，就是一部微型纪录片——我理想中的纪录片，而且，刚好切合了我们的题目：《天山脚下》。

    我们的纪录片，就从人与马的故事开始，刚好也是哈萨克族，只不过我们的主人公，不是年逾八旬的老妪，而是4岁的儿童夏依布兰。地点不是巩乃斯草原，而是伊犁河谷，著名的杏花谷。春天来临时，满谷的野生杏树林全部开出粉白的花朵，在山谷中，如海浪般起伏汹涌。就在这如仙如幻的世界里，哈萨克牧民的春季转场就要开始了，父亲要夏依布兰在转场开始前学会骑马，以便让他单独骑上一匹马参加转场。我们记录了夏依布兰学会骑马的过程——包括马不听他使唤，带着他狂奔时，坚硬的树枝在他的小脸上划出深深的口子，还有从马上掉下来，个子不如马高的夏依布兰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骑回到马上。哈萨克人对马的亲近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无须任何大人的参与，4岁的夏依布兰，几乎是自己教会了自己骑马。或者说，只有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感谢勇敢的夏依布兰，因为在他的身上，人与自然的那份和谐与默契，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在天山南麓，风景如画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则拍摄了一个蒙古族牧民由夏季牧场向冬季牧场转场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题，已不是一个哈萨克牧民马背人生的开始，而是蒙古族老人闹日甫阿拉西与一匹老马的告别。闹日甫阿拉西是土尔扈特人。土尔扈特部，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8世纪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领17万族人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终有4万多人返回祖国的那段激荡人心的史实。闹日甫阿拉西，就是他们的后裔。闹日甫阿拉西家中养着一匹老马，伴随他家四代人走过近40年的岁月。闹日甫阿拉西的孙子朗才生下来时，这匹马就是家中的一员。这匹马还救过朗才的命，朗才小的时候曾跌进山谷，是这匹马找到了他，用嘴叼起他的衣襟，把他安全带回到家里。但是这匹老马，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论如何熬不过这个冬天了。按照土尔扈特人的习俗，闹日甫阿拉西要把老马放生，让它在大自然中死去。当我们拍到闹日甫阿拉西一家与老马相别的一幕时，不仅闹日甫阿拉西流出了眼泪，连老马的眼角，都溢出了泪水。

    我从不曾感觉到讲述的穷尽，只觉得我们的镜头忙不过来。因为在新疆，在天山脚下，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要我们沉下去，人们就会向我们敞开他们的情感世界，在每一次欢歌之后，痛饮之后，在他们明媚的笑颜里，甚至闪动着泪光的忧伤里……

企盼

    在开拍之前，我花了大量时间在这片土地上游走，一寸一寸地感受这片土地。此前20年，我几乎走遍了全中国，也刚刚把一本厚厚的散文集《中国记》交给出版社，但唯独新疆，我几乎从来不曾到访（只有多年前，去过一次楼兰）。也许因为新疆太遥远，让我鞭长莫及，或者它太神秘，就像一个古老的谶言，我不敢轻易开启。后来我发现，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更好的机缘、一个更加成熟稳定的心境，去面对这片土地。

    直到我不再年轻，不再以猎奇的目光打量世界，我才真正有底气走进新疆。因为只有多经历一些人事，才能在壮美、浪漫甚至离奇之外，更深刻地理解它内心的平实与坦荡，聆听到它心跳的沉实与有力。新疆是一片传奇的土地，但它并不轻浅，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那样诚实、友善，又不失激情地生活着，与他们的土地融为一体，企盼着每一个必将到来的明天。因此无论在夏季炙热的火焰山下，还是冬季冰寒的阿勒泰山谷，他们的世界都那么绚丽而丰饶，像一支支古老的歌，足以穿透所有的空旷与寂寞。

    喀什是中国最西端的大城，也是丝绸之路向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的最后一个重镇，一座在阳光下泛着土黄色泽的、充满维吾尔族情调的古城。在这里，我找到了维吾尔妇女麦合蒲来提。前两次去喀什，我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物，能够承载一个普通人在这条国际通道上的命运起伏。第二次离开喀什，天下着大雪，路上的积雪没到了腿肚子，让行走变得艰辛，似乎隐喻着调研的举步维艰。飞机延迟，我在机场百无聊赖，随手翻动杂志，就看见了一个对麦合蒲来提跨国婚姻的报道，虽然很短，却眼前一亮，立刻用手机把她的照片拍下来，发给喀什外宣办的艾克拉木，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他说不认识，我请他帮忙找。

    没想到，回北京不久，就接到小艾电话，说找到了。于是在春天里，我三到喀什，终于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麦合蒲来提的家。

    麦合蒲来提人到中年，依旧保持着维吾尔族女性特有的魅力。她年轻时很美，因此后来拍摄时，我们特别拍摄了她影集里的照片。二十多年前，一个在乌鲁木齐学习的日本人江上鹤也来喀什，爱上了她。但此前，她已经历了失败的婚姻，留下了一个有病的儿子，往日的伤痛，这让她在这个异国男人面前踌躇不前。江上鹤也真心爱她，等了她很多年，终于，他们结了婚，很幸福。

    说到动情处，麦合蒲来提哭了。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震动，不仅因为眼前这个女性迈向幸福的每一步都很艰辛，更因为在一个陌生人面前（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能如此敞开心扉，仿佛我们是多年的老友。那一刻我意识到，在最深的情感面前，所谓的“文化差异”，真的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几个月后，趁江上鹤也来喀什探亲，我们拍摄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到了这把年纪，他们依然在等待团聚。我为他们生命的韧性，为他们内心不曾泯灭的对幸福的向往而感动。对于丝绸之路，我也有了新的理解——贯通这条世界上最长道路的真正驱动力，其实就是生命的韧性，和对明天的朴素向往。

    因此，后期制作时，看到屏幕上的江上鹤也像往常一样默然离开，麦合蒲来提沿着他们散步的路独自回家，我写下这样一段解说词：“在宁静的外表下，她没有一天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与渴望，一如这缓慢时光中的老城。”

坚守

    梁观松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们拍摄他的故事。

    但与他见第一面，我就下了决心，非拍不可。

    我到龟兹研究院，见到了梁观松——一个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龟兹研究院工作的福建青年。龟兹研究院在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位于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研究院距离县城几十公里，周围除了层层叠叠的土黄色山峦，几乎什么都没有。但这里有世界文明史上最珍贵的宝藏——克孜尔千佛洞。库车古称“龟兹”，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被认为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几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处。著名高僧、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就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是印度贵族，母亲是龟兹王妹。在克孜尔尕哈山谷，北依明屋达格山，南临木扎提河，自公元3世纪起，开凿了大量的佛教洞窟，里面的壁画和造像精美绝伦，比敦煌要早几个世纪（佛教就是经过这个文明的十字路口传入中原，才有了敦煌、云冈和龙门三大石窟）。在这里开凿佛教洞窟的热潮一直持续到公元9世纪，长达六百年，延续时间之长，绝无仅有。

    梁观松的工作，是在克孜尔千佛洞临摹佛教壁画。工作方法大抵有两种：一种是进洞临摹，就是在现场照着画；另一种是用数码技术将壁画拍成原大的照片，放在工作台上，照片下面打灯（工作台下面有灯），上面铺上纸，进行勾描。前者为临，后者为摹。我找到梁观松的时候，正值夏季，阿克苏天气最热的时候。在工作室临摹时，要把窗户都关上，电扇空调都不能开，还有大灯炙烤，整个房间，有如桑拿房。汗水顺着他的下巴，滴在纸页上，混合在颜料里，让佛的形象里，加入了人的体温。

    其实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对寂寞的忍耐力。研究院几乎处于荒山中，离遗址很近，离人间很远（当年开凿佛窟有意选择离市镇较远的偏僻清静之地，以利于修行）。没有红尘滚滚，连超市，也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一周才能去上一次。梁观松的坚守，几乎刷新了我对80后、90后的印象，因为在我心里，这代人几乎是养尊处优、不知奋斗艰辛的“小太阳”。女友在这里待不下去，要他离开，他都坚持留下来，二人几度分合，让他痛苦不堪。但一进入工作状态，他又无比愉悦。在他眼里，千佛洞才是真正的繁华绚烂之地。他是一个对色彩敏感、对物质迟钝的人，而文明从来都不失华美的色彩。在幽深的洞窟里，他看到的是一部部辉煌的文明大片，里面有武士降临（第14窟“八国骑士分舍利图”是目前最完整的古代龟兹武官画像），也有优雅的伎乐飞天（以第30窟的“八身飞天”最为著名）。

    梁观松一直拒绝我们的拍摄，因为在研究院，许多人的付出比他更多。但在我看来，这个年轻人，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典型。我磨破了嘴皮，他才勉强同意了。我得寸进尺，想拍下他和女友的争执，使得这段故事的冲突感更强，但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同时无意在拍摄中加入太多人为的因素，最终还是放弃了。我们赶在冬天到来之前拍摄了他的故事，因而我们没有拍到他在工作室里挥汗如雨的状态，但许多细节是事先不曾想到的（像许多其他故事一样，我们记录了人物最真实的状态），那是在他的宿舍里修复一对淘来的茶盏——他原本是想等女友来，他和女友饮茶用的。两只精美却有点残破的茶盏，寄寓了他对女友的思念，细致的修复动作，则隐喻着他对感情和好如初的企盼。

    由于内容的相似性，在调研中遇到的许多人与事，拍摄时都不得不舍弃。比如同样在库车，在森木赛姆石窟，我遇到了一批修复石窟壁画的年轻人。一千多年的风沙，以及洞窟渗水等因素，使画壁已经受到而且正在经受着自然的破坏。这群二十多岁、许多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就在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对壁画进行固定。一天完成的固定面积，最多也只有一个小手指甲那么大。如果造成脱落，还将受到处罚。洞窟附近没有水源，他们每天都要从很远的河里抬水上山，有限的矿泉水，全部用于壁画修复和固定，他们舍不得喝。他们还要自己做饭，轮流担任厨师。因此，在修复之外，他们还被训练出了做饭的技能——我没有说烹饪，因为那是极简单的饭菜。我在他们的工作站看到了他们的厨房——或者，一间被叫作厨房的屋子，地上胡乱堆放着一些大白菜、土豆，他们的三餐就像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鲜有变化。

    但没有人抱怨，相反，他们很快乐，永远在说说笑笑。我想，有年轻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快乐。年轻就是一个制造快乐的年纪。从洞里出来，望着横无际涯的洞窟，我想，文明的累积，靠的不只是牺牲与苦行，内部深藏着他人不知的幸福与欢乐，还有将个体生命融入历史的那种巨大的荣耀感，尽管所有人的名字，都注定将被历史隐去。

洗礼

    2016年5月，中央电视台颜占领老师打来电话，把拍摄这部纪录片的任务交给我。这是一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电视台共同出品的大型纪录片，是这两家权威机构合作，继《第三极》《香巴拉深处》之后的第三部以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材的纪录片，也是第一部国家级涉疆纪录片。自从我2004年担任中央电视台《1405，郑和下西洋》总撰稿，我作大型纪录片的总撰稿已有十几年，创作的纪录片总集数也接近一百集了吧。但这是我第一次担任总导演，而且面对的是如此重大的题材，任重、道远，都不是夸张之辞，机遇与挑战并存，也绝非口号。我和剧组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这份托付，意味着什么。

    多年的纪录片创作，让我对这部纪录片充满信心。当然我知道，一定有许多事，是我不曾预料的。比如最初在伊犁拍摄牧民夏季转场时，与一场大雨不期而遇，剧组猝不及防，携带的帐篷里进了水，当天晚上，大家只能穿上雨衣，坐在雨水里，瑟瑟发抖地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所幸设备没有损失。

    在那拉提草原，我们更是遭遇了连续6天的大雨，剧组被困在宾馆里一筹莫展。在等待6天之后，我只好决定在雨中拍摄，摄影指导孙宇也平生第一次在攀岩教练的保护下，身系保险绳，从悬崖顶端下到湿滑的峭壁上拍摄。也是在那一次，我们在返回驻地的途中遭遇山体滑坡，假如我们的车队快了一分钟，直径十米左右的巨石就会砸进我们的车队。

    我的剧组同仁，在海拔负154米的吐鲁番盆地和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之间，在“凛冽的北疆严寒和恐怖的南疆毒热的轮番折磨”之间奔走，从来没有胆怯、犹疑、涣散。比如在鄯善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下拍摄沙漠（地表温度已接近80度），摄影师孙强中暑呕吐后稍事休息，仍然坚守着二号机位；而在冬日的阿勒泰，连航拍器都不工作了，摄影助理陈明轩突患雪盲症，就医后依然坚持工作。为期一年半的实地拍摄，全组没有一个人脱队，包括导演陈磊的奶奶去世、摄影指导孙宇的哥哥患癌去世，他们匆匆赶回料理，又迅速回组投入拍摄。在新疆，在天山脚下，在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生灵中，每个人的内心都经历了一次洗礼。

    拍摄结束时，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新疆，我们都觉得自己已成为新疆的一部分。新疆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我觉得在于它巨大的包容性——它不仅容纳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的地貌形态，而且容纳了复杂多元的民族与文化。颜占领老师后来总结说：“在我们拍摄的日日夜夜，跟当地人相处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会有这样的体验：民族身份不重要了，文化背景不重要了，那里便是故乡，处处是亲人。”“在种族、宗教与文化冲突仍然存在并且局部引发冲突或战争的今天，新疆各民族的和谐共居是值得深入解读的标本。”他还说：“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的性格和气质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和血液里。不管他是汉族、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塔吉克族。”

    我们因这样一次拍摄而分享了天山的荣光，我们用这部纪录片向伟大的天山致敬。

    （作者：祝勇，系散文家、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