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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奋斗我幸福·不忘初心】
“轻松地活着多好。”永远也忘不了糖尿病患者马小军（化名）曾经对我说过的这句话。35岁的马小军身患Ⅰ型糖尿病，吃一根玉米都会血糖超标，每天需要靠大剂量注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接受了猪胰岛移植后，马小军的胰岛素注射量减少80%，生活恢复正常，还能外出工作。
我是一名放射科医生，长期的临床经验让我知道：糖尿病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的全身代谢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将它和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一起列为世界范围的三大难症，它也是当前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三大杀手”。其中Ⅰ型糖尿病最为棘手，这类患者多为儿童和青壮年，身体却已丧失胰岛功能，只能靠注射胰岛素和控制饮食来降低血糖。由于血糖不稳定损伤血管，会导致各种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人类供体移植胰岛是最可能治愈糖尿病的手段之一。然而，人供体的极度短缺令这一可能变得越来越渺茫。
能否采用介入的方法，用人以外的动物胰岛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世界各国医学科学家逐渐将焦点转移到动物特别是猪的身上。研究表明，猪胰岛素分子中仅有一个氨基酸与人胰岛素不同，这使得猪胰岛异种移植成了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有可能治愈糖尿病，且能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希望所在。
1995年，我毅然决定转向异种移植研究。这一年，湘雅三医院支持我10万元的科研经费，启动胰岛移植的前期研究，并支持我建立胰岛移植实验室。从此，我开始潜心于猪胰岛移植治疗糖尿病的研究，课题组也由此跻身于国际上最先开展相关研究的学术团队之一。
通过4年攻关，我们实现了经肝动脉肝内移植猪胰岛细胞治疗糖尿病的突破。经原卫生部批准，2000年至2004年的4年间，我们共完成了22例“猪—人”胰岛移植的糖尿病患者临床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其中20例患者的胰岛素使用量减少了30%以上，属“有效”；20例中的6例减少了50%以上，达“显著疗效”；其中1人脱离胰岛素达一周之久，为“暂时治愈”。
2005年，我们又实现了创立更加安全的肝动脉移植取代门静脉植入法、发现不同人种抗排斥治疗中副作用有明显差异、探索异种与同种胰岛移植中不同的抗排斥治疗方法三项重大突破。同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9届国际胰腺胰岛移植协会年会上，我作的关于猪胰岛细胞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报告受到高度评价。8月，曾任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评委会主席的卡尔·格罗斯教授在来信中称赞我做了“先驱性的工作”。
随着科研难题一一解决，更大的难题出现在我面前，那就是规范。科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时时提醒着我：异种移植是一个重大课题，并具有极大商机，如果没有统一严格的国际规范，是十分危险的，也有悖科研的初衷。
2006年年初，我开始了由异种移植单纯的技术和理论研究向建立国际规范化异种移植临床前研究的相关研究转型创新，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制定异种移植规范的调查工作。同年4月，在长沙召开的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国际研讨会上，各国专家一致肯定，湘雅三医院团队异种移植治疗糖尿病的研究及其实施的规范居于国际先进水平，将为制定全球性的规范条例提供重要借鉴。
2008年11月，“全球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国际研讨会”在湘雅三医院举行，制定了全球异种移植纲领性文件《长沙宣言》，国际医学临床规范第一次被烙上“中国印”。
光环的背后有太多的艰辛和汗水。控制动物病毒传播风险，是异种移植中极其关键的一环。体内含有PERV-C病毒的猪，可能存在发生猪源性病毒感染的风险。为寻找最适宜的供体猪种源，我们北上青藏高原，南下海南岛，到十几个省区的偏远乡村筛查了几十类猪源。为此，我曾在青海一家保种场，跳进臭味难闻的猪圈提取30多头猪的血液标本；也曾直奔海南岛腹地——黎族聚居的霸王岭，深入农户挨家挨户寻访纯正山地猪。几年内，我们行程数万里，采集并研究了11个我国独有的纯种猪种，从其中筛选出最适合移植用的猪源，并在湖南省建立了两个初具规模的猪源基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年底，我们在长沙建成了全球第二家医用级（DPF）供体猪培育中心。2013年，异种胰岛移植临床研究通过了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2016年通过了湖南省卫生计生委组织专家对治疗疗效的中期评审，2017年通过了湖南省卫生计生委组织专家对治疗疗效的终期评审。这意味着，异种移植终于可以进入临床，惠及千万普通患者。
从异种移植研究的探索者到世界标准制定的参与者，从最初的动物实验到进入临床治疗，这23年，有太多艰辛，太多曲折，但更多的是喜悦感，是成就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充满深情、质朴真诚的话语，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追求，体现了总书记的爱民情怀。这句话也激励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为患者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龙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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