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怎样才能通向道德

    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两者的关系呈现出不同面貌。回顾中外历史，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会有积极的启示。

一

    在西方美学中，有一个影响巨大的传统，认为在艺术中美与道德是分离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从形式和信仰的角度论述美，但从认识论和道德论的角度反对艺术。他认为：艺术家摹仿人性的低下部分，以刺激欲望，不利于城邦公民的教育；艺术是一件太严肃重大的事，不能只交给艺术家；私人的喜好要让位于共同的善。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神学美学，也具有艺术与道德分离的倾向：艺术代表着尘世的诱惑，对艺术的沉溺是不道德的。在其中，持特别极端立场的是一位叫德尔图良的人，他将文学描绘为“在神的眼睛中是愚蠢的”。这种论调在中世纪早期的许多思想家那里都有回应。

    当然，在欧洲还另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坚持艺术具有积极的一面，认为艺术有利于人的教化，即使在艺术中具有某些非道德的情节，实际上仍有符合道德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作了分析，认为像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悲剧，尽管有像《俄狄浦斯王》中的乱伦和《美狄亚》中的凶杀的故事，有残暴和血腥的场面，但这种悲剧能产生的“哀怜”和“恐惧”情感，具有“疏泄”的效果，从而促进心灵的净化。因此，悲剧具有对城邦的公民进行教育的功能。在中世纪后期，继承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神学美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一方面总结了审美的形式三要素，即“完整或完善”“比例或和谐”“明亮或清晰”，对从古希腊时期，经罗马时期直到中世纪形式主义美学作出了综合和总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美与善是一回事，只是呈现的面貌不同而已”，从而坚持艺术与道德的相通性。

二

    诞生于18世纪的现代美学，普遍趋向于主张艺术与功利的分离。法国美学界中，出现了一个在当时名气并不大，但其观点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文人夏尔·巴托。此人将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组合在一道，创造了“美的艺术”的概念。这一区分，是当时人们将“艺术”与“工艺”区分开来的迫切要求的体现。“工艺”是实用的，而“艺术”是非实用的。当然，这一区分也对学科的分类，对作为法国启蒙运动标志性成果的《百科全书》编纂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到了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时，他将“审美无功利”“美的艺术”，再加上在18世纪时得到发展的“趣味”“天才”“灵感”“崇高”“想象”等观念综合在一个整体之中，为现代美学奠基，从而在事实上推动了“艺术”与“道德”的进一步分离。到了19世纪，这种观点被蓬勃兴起的浪漫主义所接受和发展，并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那里被发展到了极端。

    当然，与这种美学相对立的，重视艺术的社会功用和道德作用的美学，也同时在发展。维克多·雨果有一句名言：“为艺术而艺术也许是好的，但为进步而艺术是更美的。”艺术与道德的关系，还是应该从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艺术有其独立性，学术界有着关于艺术权利的争论，认为艺术具有自主性，不应该用外在的标准来规训艺术，艺术的标准要来自于艺术的内部，可以鼓励作家艺术家写什么、怎么写，但具体的创作中所采用的主题、题材和创作手法，应该是按艺术家自主的选择。然而，归根结底，艺术还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不可避免地受着社会生活的影响，要受社会的制约。

    当代关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诸多观点，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主张道德本体主义，即认为艺术要有道德的内容和美的形式。他们主张艺术是道德宣传的工具，而艺术之美，或者说作品的艺术性只是使这种道德宣传更富有实效而已。另一派是道德底线主义。这种观点给予了艺术更多的自由，只是规定一些不可逾越的底线或红线。艺术是自由的，但也是有禁忌的。在政治、历史、伦理、种族、宗教等许多问题上，都有着红线。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

    上述观点，仅仅是在操作层面出现的种种做法，以及围绕着文艺政策的诸种争论。在这一层面，艺术与道德呈现出对立的态势。艺术要有自由，有自由的空间；道德要起规训作用，为艺术立规矩。然而，美学的研究不能止于这一点。美学研究者要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艺术经典，都对人有着极大的精神和道德上的提升作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如此，中国的唐诗宋词也是如此。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歌德的《浮士德》、鲁迅的《呐喊》，都没有直接的道德训诫，但都能起到使人在道德上提升的作用。当代美学的革命，就是要走出艺术与道德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实现艺术与道德的结合。

    艺术上的道德底线主义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只是为艺术规定一些界限，利用某种外在的力量不准艺术家们逾越。我们还要从相反的方向接触这样的事实：在艺术美的最高处，与道德是相通的。当康德说“美是道德性的象征”时，他试图超越他的那种具有否定性的“无功利”的观点，而走向一种美与善的融合。艺术给人以教养，使人成为好的人，这种人格培养不是某种道德规训所能概括的。

    古代中国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人品”与“文品”联系在一起，只有“人品”高，才能成就艺术上的传世之作。我们崇拜历史上的文学艺术大师，热爱文艺经典名作，在这里，艺术成了人格的象征。这种“人格”，包含了“道德”，但又不能化约为简单的几条道德规定。更进一步说，人格与道德有着一种方向上的不同。人格是由内而外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道德是由外而内的。道德有经验主义的解释，指人际磨合互动的结果，也有先验主义的解释，是绝对命令。康德所主张的，是后一种。不管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都具有将抽象的规定植入艺术评价之中的特点。

    艺术要写人，为了人，符合人性，就是要将人品与文品、艺品联系起来。文学作品要有“文品”，艺术作品要有“艺品”。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人格的象征，包含了这样的含义：艺术不是在提供道德禁令，说不许做这件事，不许做那件事；也不是只在进行鼓动，说大家都去做某件事。艺术要让道德成为人的内在需要，像春风化雨，滋润草木一样，滋养人的心灵，使人明察世事，使人有高尚的趣味、良好的修养。这是通过审美教育所要达到的境界，是美的境界。由此，才能通过人的改造而实现社会的改造，促进社会进步。

    （作者：高建平，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华美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