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中的美育德育融合论

    本期主持：杜卫（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

    本期主题：审美与道德

主持人语

    审美和道德均与人的社会性发展、健全人格的养成息息相关。二者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空、文化语境和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形态。本期刊发的3篇文章，通过对古今中外审美与道德关系问题的考察，呼吁在构建中国当代美学进程中注重二者关系的处理，以实现美育与德育的融合。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中国现代美学形成于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美学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本土意向，那就是人心养育，而这个思想源自悠久的儒家心性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儒家文化传统的作用下，现代美学家借助某些西方美学资源开启了激活中国美学思想资源、建构中国古代美学传统并建设中国现代美学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审美功利主义思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美学思想成果之一。

一

    审美功利主义是针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的双重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审美功利主义把思想文化和人心养育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使中国现代美学具有人的心理本体建设的人文精神。它一方面主张审美、艺术独立，另一方面又把审美与道德内在联系在一起，主张凸显审美和艺术自身所具有的纯洁情感、养育道德、提升境界等功能。

    中国的一个传统观念认为，人与人、国与国纷争起于贪欲，要想天下太平，就要控制甚至消除人的欲望。于是，道家主张“无为”，儒家主张“修身”“正心”。20世纪初，中国社会混乱，人心涣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求救国之道，一些学者、教育家、作家却更加关注国民性改造，其中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最为著名。有意思的是，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选择了可称之为“无用之学”的美学。他们对美学的热衷，倒并不完全是单纯地喜欢美的创造和欣赏，而是另有原委，那就是拯救人心。他们对西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作了儒家“心性之学”式的解读，把作为“审美知觉方式”的无利害性转换成了美和艺术对于人心的一种去除功利心的功能，进而推崇美育。王国维一方面主张艺术独立，强调美“不关于吾人之利害”，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审美的“无用之用”说，认为这个“无用之用”胜过“有用之用”，正是这种“无用之用”“使人达于无欲之境界”。他把孔子的教人之道概括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根据就是孔子讲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蔡元培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参入其中。”朱光潜继承了前辈的思想，也重视美和艺术对于人心的养育价值，他在《谈美》一书的开头写道：“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主张“以情为本”的朱光潜自然十分推崇美育，不仅专门撰文论述美育，而且，他提倡的“人生的艺术化”本身就是美育的目标。

    由于以养育人心为目标，审美功利主义思想具有突出的矛盾结构：无用—有用，无为—有为，出世—入世，审美—功利。现代美学家在中国儒家心性文化的传统框架里，把这些矛盾的方面融合在一起。与康德、席勒、叔本华、克罗齐等人的美学相比，明显更具现实性。但是，与中国古代美学相比，思辨性、系统性却大大增强。因此，审美功利主义美学是一种兼具超越性和现实性的美学，这里的“超越性”是中介，就像席勒所言，审美是人达到道德境界的中介；而“现实性”是目的，那就是新型国民，具体说就是情感纯洁、道德高尚的国民。当然，这种美学不同于“文以载道”式的文艺功能论，而是注重发挥美和艺术自身具有的对人的情感、意识乃至整个人文素养的作用力，区别于“政治工具论”和“道德工具论”。所谓审美功利主义也是就其强调审美内在育人功能而言的。

二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关切的美学思想，中国现代的审美功利主义的一个现实落脚点就是美育。美育问题本来就关涉美与善的内在关联，而实际上中国现代美学家们都有美育和德育相互交融的意向。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介绍了西方的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并列说，把这四育作为培养“完全之人物”的途径。同时又说“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他指出，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席勒，“皆以美育为德育之助”，因为“审美之境界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培养理想人格，美育与德育是不可分离的。他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阐释了孔子育人之道“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同时，他认为，美育课程不能沦为德育课程的“奴隶”，就像“有声无词之音乐，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这才是美育的独特作用。可见，王国维虽然认为德育是教育的中心，美育与德育不可分离，但是，美育自有其价值，那就是审美内在的育人作用，而非简单作为德育的手段。蔡元培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列举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美育”和“世界观”五育，指出“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他具体解释“五育”的关系，“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既然以德育为中心，蔡元培为何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行美育？那是因为，美育是德育的基础，他说：“我以为如其能够将这种爱美之心因势而利导之，小之可以怡性悦情，进德修身，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人我之别、利害之念既已泯灭，我们还不能讲德么？人人如此，家家如此，还不能治国平天下么？”这里讲的是美育，但最终指向却是以道德人格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培养。朱光潜在欧洲学习时间很长，受审美独立论影响至深，但是，他仍然对美育的德育功能持充分肯定态度，明确主张“美育为德育的基础”，并反复强调高尚道德的养成要从怡情养性做起：“道德并非陈腐条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从根本做起，必须怡情养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功夫。……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他还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理论来论证高尚道德的养成要“以情为本”，他说：“人类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则不特人生趣味剥削无余，而道德亦必流为下品。严密说起，纯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纯任理智的人纵然也说道德，可是他们的道德是问理的道德（morality according to principle），而不是问心的道德（morality according to heart）。问理的道德迫于外力，问心的道德激于衷情，问理而不问心的道德，只能给人类以束缚而不能给人类以幸福。”朱光潜的这种美育和德育融合理论来源于传统儒家的观念，那就是“礼乐教化”要“以乐为本”：“乐的精神在和谐，礼的精神在秩序，这两者中间，乐更是根本的，没有和谐做基础的秩序就成了呆板形式，没有灵魂的躯壳。内心和谐而生活有秩序，一个人修养到这个境界，就不会有疵可指了。讲到究竟，德育须从美育做起。道德必由真性情的流露，美育怡情养性，使性情的和谐流露为行为的端正，是从根本上做起。惟有这种修养的结果，善与美才能一致。”正是由于审美能够深入影响个体内心，所以美育是德育不可缺少的基础。席勒关于审美是自然的人走向道德的人的中介这个命题已经转换成了传统儒家的命题，那就是美育由于其修身养性的独特作用而成为德育的基础。

三

    中国现代审美功利主义思想中的美育德育融合论是我们当今建构中国本土美学和美育理论的一个宝贵资源。但是，其限于个体修身养性的人格养成指向还有待拓展。“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现代社会需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因此，人的社会化发展对于进入现代化中后期的中国显得尤为紧迫。如何培养国民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担当，如何提升国民的社会参与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这些都是德育和美育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些，在传统的修身养性理论中还不可能给出答案。另外，与德育相融合的美育，如何与其提升创造力的任务相互协调，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作者：杜卫，系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