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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花开后，节序重五。重五，又称端午，中华风俗佳节。端，有初始、恰好等美意。“端午”称名可能始于晋周处的《风土记》，至隋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又明确五月初五“谓之端午”。《晋书·乐志》有“五月之辰谓之午。午者，长也，大也。言物皆长大也”。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是萌，夏是长，看好故事的真正开场。
其实，旧历每月的初五，民间皆可称作“端五”或“端午”，通常认为“五”“午”同音，通用无妨。然而，五月初五，毕竟是巧数碰头，当为大吉，所以民俗相信此日能辟邪应瑞，也不奇怪。东南亚华裔商家至今端午仍然揖贺曰“五五巧逢头，十全福满楼”，皆以“好日子”视之，出处在此。
端午作为民间佳节，仪式感特强，尤以南方隆重为甚。即使走走过场，现在通常也有“五大五小”十件事情可做。五件大事是菰叶裹粽、龙舟竞渡、祭祀江神、门户悬艾、百丝系臂，此为必做；五件小事，如斗草、书扇、浴兰、射团和饮雄黄酒，择情选项，纯属自愿；再加上各地新增加的棋枰赛酒、龙舟对诗、楹联书赛等借题凑热闹的，若在荆楚湖湘浙东南粤等地，前后十日恐也不能尽兴。
佳节，图的是文化快乐，而一年节庆中最能怡人身心的，除了春节，就是端午。如果老少男女各有所乐，聪明商家又趁时优奉的话，那种开眼界、畅心扉、共美食的番番文化享受，岂止激发“爱我中华”的故土深情和感悟民族文化的自信，还能远胜“国学课本”的枯燥说教，生动多多。
前举端午节的五件大事，都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字灵均）忠直被谗投江而逝有关，唐韩愈《送孟东野序》曰“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楚，大国，其亡国之音是屈原呻吟），认为屈原事是预兆楚亡的不平之鸣，所以治世警惕者不会掉以轻心，历代台阁朝臣想进谏皇上远离奸佞小人的，往往也会拿屈原说事，借端午节敲敲警钟，说点“愿因角黍询遗俗，可鉴前王惑巧言”（北宋欧阳修《端午帖子》）之类，管他皇上爱听不听。
如果追思屈原，又欲摒除世间邪恶根源（包括奸佞、病魔和百虫之害等），兼行并举地隆重一番，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岁华记·丽谱》说“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彩缕，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在”，又《东京梦华录》记“家家（桃柳蒲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迎相宴赏”。赠榴花，丝缠臂，祈望安康乐业；抽蒲剑，户悬艾，意欲除恶驱邪。聪明人解读过往，都知道好风俗是好故事留下的念想，至于观念能否改变命运那就看天地人事了。
入夏，瘴疠邪气滋生，最简便的办法是“以物降物”。据《吴中岁时记》，民俗有“端午簪艾叶榴花，以辟邪”，又《嘉兴府志》曰“端午瓶插桃榴葵艾，以禳毒气”，“端午饮雄黄菖蒲酒”等，此习俗自古至今。晚清近代诗人沈曾植《戊午五日》诗，“榴花一枝赠安石，蒲剑三尺抽钟馗。野人满酌雄黄酒，不恨南风解愠迟”，就很有代表性。前两句用“倒语”，即“赠一枝安石榴花，抽三尺钟馗蒲剑”。安石榴，石榴别名，汉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带有安石榴、胡桃、蒲桃。清康熙间汪森辑《粤西丛载》记“午日折艾插户，饮菖蒲酒，以角黍相饷，妇人制五色香袋佩之”，可祛除病邪。不仅粤西，在巴蜀云贵一带，串串五色缠丝的大小彩粽和装入自配香料的绣花香袋缀挂于蚊帐、窗格、扇骨等，以为妇人炫巧（饰巧），其实仍是希望全家平安大吉。
据《帝京景物略》、《元明事类钞》等，“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装）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已出嫁之女亦各归宁，俗呼是日为女儿节”。今之读者细品端午，颇多意外雅趣。端午炫巧和七夕乞巧都称作“女儿节”，即是一例。另外，有个细节也须留意。南方各地龙舟竞渡时呼喊号令有“喔塞”“禾在”等配合击鼓，以便运气和统一划桨的节奏；这些号令实是楚语“何在”演变而来。据《荆楚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人伤之，以舟楫拯之（楚人哀悼他，曾经用舟楫去拯救他）”，“故武陵竞渡用五月五日，盖本诸于此”。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认为，楚人五月五沿江招魂，“举楫相和之音皆曰‘何在’，盖所以招屈原（魂）也”。“何在”，招魂语，楚人竞舟沿江呼唤屈原，问“你在哪里”。刘禹锡又作诗曰“灵均何在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此习惯传承至今，千年呼声未绝，应是千秋邪恶未尽，民心尚善和期盼忠良，苦情可知，深情可见。
大约南方端午节的感觉太好，乾隆最爱看龙舟竞渡，又不便岁岁借南巡亲临民间现场，只好敕令在京城搞“福海赛龙舟”。福海，即圆明园内海，宽五百米，长五百七十米，让画船饰作龙舟在鼓乐声中竞渡来回，竞技成了表演。看台上花团锦簇，吃喝齐备，臣工欢呼献诗，假热闹不等于真好玩，但能哄皇上开心，显摆一下天朝盛世的皇家气派，动静也远播海外。
乙亥（1995）仲秋在韩国参加“汉城国际书法学术大会”，会后乘车赴古都庆州，路上与韩国学者畅谈至“端午佳节”。问及韩国的“端午祭”，他们谈到采药草、彩丝缠粽和“糯米鸡”，笔者请教端午的“文功武技”，彼等茫然。据笔者见闻，端午文化除饮食、医药、民俗游戏等外，在欢乐气氛的陶醉中最容易遗忘的是端午的文功武技。当然，大文化都有辐射力，在亚洲有端午节庆的也不限韩国，但据史确证的文功武技，应该是我中华端午文化中最令国人自信满满的特色。
先说“武技”。端午武技，项目颇多，例如射柳、走骠骑、射垛、击球等，各地视丰稔或灾歉情况或有增删。射团是端午游戏，幼童以小弓射米粉制作的粉团，射中即可食之。虽是初试武技，果能佼佼，前途也不可限量。
青壮年的驰马射柳，又称“貅场翦柳”，素为历代练兵绝技。辽金多借重唐宋，从“辽俗”的射柳场规看，可知竞技之不易。“凡重五，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赛者以尊卑为序，先用布条在柳枝上作好各人标志，离地面“约数寸削其（柳）皮”，露出白色。赛者驰马进场，“以无羽横镞箭射之”，能射断柳枝白处，并且迅速用手接住断枝者为胜。射断枝而手未接住者，次胜。若射断非白处，或射中白处但柳枝未断，或不能中者，皆为负局。“每射，必伐鼓（击鼓）助其士气”（见《钦定续通志》），观者兴奋喝彩，盛况不亚于龙舟竞渡。
龙舟竞渡，旧时除比赛龙舟疾速之外，有些江湖水乡还须加得水技等才艺表演方才尽兴散场。这种水上表演，俗称“水技”，如果只在端午出场亮技的，也可以归属“龙舟竞技”。
一般“水技”者，不过如鸢飞鱼跃于舟上波间，一似钱塘潮中那些红衣弄潮儿，忽隐忽现，惊险出没，真个难测；每待岸上看客惊骇尖叫，指浪花埋没舟影时，鼓声骤歇，只见小舟跃上雪浪峰巅，露出红衣一点，此际鼓声复起，“潮水拥前挺船入，忽见潮儿船头立”，好不精彩。笔者己未（1997年）十月观钱塘大潮，曾作一律，“旗亭声动忽奔雷，波道横天势不回。拔地漩澴生浩荡，掉头嵂崒失崔嵬。白烟一线旌旗舞，黑帐千军瀑雪摧。叫道少年身手好，腾舟半壁九徘徊”，大致形画了弄潮“水技”的情景。比较而言，鄂湘五月的潮势虽然不及钱塘大潮，但“浪里白条”的弄潮亮技，亦有踩水跳舟、滑水蹴花等水技表演可供观赏惊叹。
最厉害的水技，应属民间武术，若非水陆双擅的武艺高手，不得怀此绝技。近百年，由于枪炮制造业大兴，加之误解传承武术为“聚众习武”而多次被列入清肃项目等原因，中华武术传统绝技多有失传；江湖苦练，端午亮技，竞技于绝险的水技即是其一。武术水技，原本少林一脉，明清习武者众，然而出脱水技并真正名震江湖的“水上飞”凤毛麟角。
习练水技自幼儿始，九年为界，功成与否即见。然后出师闯荡，自辟天地，江湖据其德义、技艺、智略三项，予称水侠。出师者，往往于端午节龙舟竞技时公开亮相一二，以便售技于水陆镖行或台阁大户。清代著名的“水技三侠”皆水陆双擅，例如常熟西乡郑侠，能食数人饭量，力大无比，轻功大好。近代掌故学家徐仲可（南社社员）评其“善技击，得少林宗派，能于水面作蜻蜓点，一跃数十丈，视城垣如门阈”，功夫了得。当时乱世，江湖多盗，水陆行旅若有金银细软须雇镖师护卫。有一次，汉口某富商将白银万余两装入大瓮，雇镖郑侠，载舟南下。日暮行至扬子江段，觉有异象，立即泊舟，“检瓮，则（瓮）已失”。“遥望烟波中隐约有人影奔窜”，郑侠知盗瓮者亦擅水技，遂点水讯追。“稍近，微辨其为僧，手提两瓮，踏波如飞。郑点水尾（随）之”，登岸两场好斗，最终折断僧臂，夺回瓮银。
此实录，非杜撰，有“西乡点水飞身侠，东寺盗银断臂僧”诗评点。但是，看官先前只见端午“龙舟竞技”的矫健英武以为水上快活，却不知图谋生计的端午水侠也是番番苦厄决险，穿穴生死中来。
端午佳节的文化滋味需要慢咂细品。历史长河沉积的屈原文化，已经渗透于中华文化沃土并繁衍出花馥林密，读者行旅至此，视而不见，反而感喟当今“文化的缺失”，实则知之皮毛，又未得格物深致。如果每次欢度佳节都当作一番传统文化洗礼的话，我们就不会肤浅得只记住吃喝玩乐，而迷茫无知地丢失负有历史寄托和未来期待的行李。
（作者：林岫，系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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