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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火车站饭店。
那个饭店就叫火车站饭店。
南来北往的人，看见那个饭店就往过走，还不由得想，是不是店家不想动脑子？其他饭店的名字是五花八门，特别是那些外国名字的饭店，让人混沌茫然，不敢轻易进去。
火车站饭店不大，是平房，里面放着二十多张方桌，桌子和椅子都是原木色。人们一旦进去，好像就有一种在这里吃饭可能会省点钱的感觉。
其实，火车站附近的饭店都不是太大，都不是那种给人豪华感的大饭店。
饭店能不能开下去，或者是能不能火起来，到底也不知道跟饭店的名字有没有关系。
正是春运的时候。车站前的广场上人来人往。人们穿行在大雪中，或者说是大雪穿行在人群里，人和雪纠缠不清、搅在一起。
火车站饭店里吃饭的人挺多。出来进去的人，都是行色匆匆的样子。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坐在一进饭店右边的第二张桌子边，面对着门，边吃饭边说话，好像不太愉快，至少从表情上看是不太愉快的样子。人们都会不经意地有那种感觉——当你看见有两个人或者是更多的人在那里说话，虽然你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但你却下意识地感到了他们的高兴或者是不高兴，尽管那种感觉与你无关，但你却实实在在地那样感觉了一下。
小伙子对旁边的姑娘说，你烦不烦啊，不好好吃饭总是摆弄手机干嘛呢？
抢红包。姑娘说。
能抢套房子也算你厉害。小伙子生气地说。
他们的不愉快，其实正是因为房子。
姑娘突然脸白了，生气地说，我拿定主意了，你要是过完年回来，还说买不起房子，咱们就算了。姑娘又说，其实我真是不想跟你就这么算了，但没有房子，也只能算了。
相爱了三四年，就这么算了？小伙子说，你不觉得可惜？
咋不觉得可惜，但可惜有用吗，能可惜来房子？姑娘看着手机，不抬头地说。姑娘不敢抬头，不敢看男友的眼睛，当然也不敢让男友看她的眼睛。
小伙子说，你抢了别人的红包，莫非你就不给别人发红包？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当真了就不好玩了。姑娘说。
对我也一样？小伙子说。
应该是吧。姑娘一字一顿地说。
没事儿一样，小伙子吃了一片木耳，又说，好合好散，吃顿好饭。小伙子鄙夷地笑了一下说，你再想想，我们能不能一起奋斗一套房子？
我没有这个义务，现在都是这样，男人要娶媳妇，就得有房子。我放着一个女人不当，为啥要当个奋斗者？姑娘很伤感地说，大概也只能这样了，今天，我们出了这个火车站饭店，可能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就不是一条路了。
面对这个世界，我只能表示无奈。小伙子有气无力地说，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饭店的门，突然开了，呼一下冲进一股雪，雪中卷进一个人来。那个人抖了抖身子，抖掉了头发上和身上的一些雪花。在人的身上，人们永远也不会看到一个人身上曾经落上去的全部雪花。抖掉雪花的那个人走到吧台前，说是要点菜，收银台里的女孩让他找个座位，说是你先找个位置坐下来，坐下来点就行。那个人穿着一件黑皮衣，黑皮衣灰楚楚的泛出麻麻点点的白点子，看起来像是些线头子，就好似整天都呆在风沙里，皮衣便留下了风沙的痕迹。穿黑皮衣的男人大约四十岁上下，四方脸，脸黑，是晒黑的，不是长时间没洗脸那种黑。穿着黑皮衣的男人一边走一边看，又走回来，走到一进门右边的第二张桌子旁边，坐下了。他背对着门，面对着那对儿闹不愉快的小情侣。小伙子还在督促那个姑娘，你先别玩手机了，先吃饭好不好？那个姑娘没说话，也没吭声，好像没人跟她说过话似的。是旁若无人的样子，是爱理不理的样子。他们大概已经说僵了。
服务员走到穿黑皮衣的男人身边，递过一张菜谱，让那个男人点菜。服务员是个男孩子，瘦高个儿，白净脸，脸上透出一种犹豫的神情。反正是不大高兴的样子。看那个男孩的样子，大概也就是先在饭店里干着，等有了更好的工作，再去干另一份工作，总之神情举止中透出了那样一种不情愿的样子。
外面大雪下得正紧，雪花就像一群一群蝌蚪，一群一群地从空中游到窗玻璃上，砰砰地撞出响声。走在雪中的人们，不知道会不会感觉到雪花砸在头上或者是身上的疼痛感。
服务员站在穿着黑皮衣的男人身边站了好大一会儿，终于等他点完了，看了一下说，你就要一碗面，也不加个鸡蛋？
穿黑皮衣的男人点了点头，意思是不加鸡蛋，什么也不加。
一般来讲，在饭店里吃面的人，要附加一颗卤鸡蛋，或者是豆腐干，肉丸子什么的，但那个穿黑皮衣的男人什么也没加。
穿黑皮衣的男人吃面吃的挺豪爽。他怎么吃面？他是横着筷子吃，哗一下，挑进嘴里一大堆面。照这样的吃法，三四筷子就能挑光那碗面，然后是把面汤一口喝光。但是，当他第二筷子又要那样往嘴里挑面时，却突然停顿下来了。他把横在筷子上的一堆面放回到碗里，开始竖起筷子吃面，放慢了吃法，仿佛是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他要等着那个人过来一起吃饭。他开始慢慢吃面，边吃边看着对面的小伙子和姑娘，看着饭桌上那几盘菜。他估计小伙子和姑娘快吃完了，可那三四盘菜，好像没咋动过。看来小伙子和姑娘都挺有教养，他们吃菜时，都是紧着自己的那一边夹点菜，不是满盘子乱夹。
小伙子看着穿黑皮衣的男人，大概觉得这个灰头土脸的男人挺有意思，就主动地搭起话来。
穿黑皮衣的男人是出来打工的，要坐晚上的火车回家去过年。说起家来，穿黑皮衣的男人就笑了。笑着说，其实吧，出门在外的时候，老是想起在家的时候，想起在玉米地里掰玉米棒子的时候还真是挺有意思挺快乐的。可是，孩子咋办？孩子要上学，靠掰玉米棒子可掰不出学费钱，这些年来，孩子的学费钱，全靠我出来打工挣呢。
那玉米地，你出来了，你家的玉米地咋办？小伙子捉着筷子，走神儿一样看着穿黑皮衣的男人。筷子在手里动一下动一下。
我老婆自己在家里种地呢，我老婆可能吃苦了，家里的农活儿都她自己干了，不过村子里也不是就我老婆能受苦，别的女人也能受苦。男人们都出来打工了，女人们不干让谁干？他慢慢地吃面条，看着小伙子桌前的菜盘子。我出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爸爸今年回来过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买个手机回来，有了手机，我就能跟爸爸视频了，我啥时候想见爸爸就能见到爸爸了。我儿子的话，让我记了一年了，我每天都能听到我儿子在说那样的话，我总是看见我儿子瞪着黑黑的眼睛看我，看得我心里发毛。穿黑皮衣的男人不笑了，脸色木讷、神情呆板。
小伙子说，其实在外面打工的人，都会时常想起家里的事情。比如冬天的时候，湖上冻了冰，叫上几个关系好的，或者是就自己一个人，到湖上去，凿开一个冰窟窿，摇着抄网抄鱼，真是很快乐的事情。夏天在湖里游泳，也是很快乐的事情。跟爸爸一起干活儿，吃妈妈做的饭菜，都是很快乐的事情。
这么说，你也是出来打工的，老家也是农村的？穿黑皮衣的男人瞪圆了眼睛，眼睛里放出光来。他大概看到了另一种景色。很大的喉结，蠕动着，像蠕动的核桃。
小伙子点了点头。他已经出来多年了，先是在外面上学，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又读研，本来还想读博的，但好像挣钱比读博更重要，就不读了。小伙子摊开两只手，说，这叫忍痛割爱。没办法，我现在大了，才知道我爸妈其实早就供不起我上学了，我得先挣点钱啊。小伙子叹气说。
穿黑皮衣的男人看着小伙子那张苦笑的脸说，你有文化，你是白领，你跟我不一样，我是卖力气的人，下过煤窑，在井下出过事故，差点让片帮煤砸死，住完医院以后就再也不敢下煤窑了，我是个胆小鬼。他很滑稽地笑了一下，嘲弄了一下自己，意思是说，谁不想活、谁想死？他又说，他在建筑工地上当过小工，当过装卸工，还打扫过厕所，这一辈子啥活都干过，干全了。他看见小伙子好像要站起来的样子，就微笑着说，你吃完啦？
吃完了。
要走啦？
得走啦，我也要坐火车回家过年去啦。小伙子又补充说，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我们都是外乡人。
你们剩下的菜，我能不能打包？穿黑皮衣的男人说。
小伙子喊来服务员，打包。
小伙子看着打包的服务员说，有现成的盐水鸡给装一只。小伙子边问边站起来，说是走走走，我跟你一块儿去。小伙子跟着服务员走到收银台前，跟里面的女孩说，你们这儿有红包吗？女孩说有，每年过年这几天，我们这里都会准备红包的，有时候客人们需要这个东西。小伙子给红包里装了五百块钱，对服务员说，把鸡子打包，把红包打进鸡子包里。小伙子的女朋友侧过脸，很温情地看着小伙子，看着看着，抬起手背抹眼泪。姑娘说，想想看，他们一家人打开那个红包时，会不会被吓一跳？
有时候……小伙子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有时候我们不是也希望被意外的好事儿来吓一跳吗？
小伙子结了账，提着鸡子回到刚才吃饭的桌子边，把盐水鸡递给穿黑皮衣的男人说，这些东西，你全都拿走吧，拿回家去，给你老婆孩子吃。特别是这只鸡，千万别送人，一定要自己吃，尝尝好吃不好吃。
穿黑皮衣的男人看着小伙子说，你再给我跟服务员要个大一点的塑料袋子。
你自己跟他要一个不就得了？
穿黑皮衣的男人说，他不敢跟人家要，自己只吃了一碗面，咋好意思再要人家的塑料袋子？
穿黑皮衣的男人把所有的菜都收拾妥当了，跟着小伙子一块儿出了门。刚出门走了两步，穿黑皮衣的男人就蹲下了，往塑料袋子里装雪。大雪下了一天，地上的雪很厚。小伙子问道，你这是干啥呢？他说他得坐一夜车，怕菜坏了，搞点雪，把菜冰着。他一把一把地抓雪，抓进塑料袋子里，用拳头捣，把雪捣成冰的样子。
小伙子和姑娘也要继续赶路，撇开那个鼓捣着雪的男人，转身走了，但是边走边回头看。那个姑娘，把一只手插进小伙子的臂弯里，挽住小伙子的胳膊，挽得很紧。好像是，害怕小伙子突然跑了似的。
雪很大，雪花像杨花一样漫天飞舞。
（作者：黄静泉，系大同市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集《刮走世界的风》《一夜长于百年》《走向远方的河》。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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