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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18日 星期一

    刘永济先生的散文研究

    作者:熊礼汇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18日 05版)

        刘永济(1887—1966)是20世纪名满天下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多种专著中,他均表述过研究古代散文的观点。所论散文,有韩、柳等倡导的古文。如其《学文之初步书目提要》,就明确指出韩、柳、欧、苏何类古文为“佳”,应“必读”或“可读”。论及韩愈散文复古特点,言其“文起八代之衰,亦复古也。韩氏以下位之人,犹足以开宋代文风,何哉?变古而非即古也。易词言之,则崇古而变新也”。又说韩、柳主文宗经明道,是对“言志论”的拓展和提升,是要挽救“言志论文者,志之所向”的“泛滥无节”之“失”,而“的指所志必为古之正道”(《文学通变论》)。固为有识之见,但其论述最多、最有见地,且研究方法多样的,是先唐散文。

        先唐散文,文体繁多,功用不一,论著文实为其大宗。如何探寻其艺术精神及文学意味,洞察其肇兴、繁盛、衰歇特点和原因,刘先生自有其思路和方法。简言之,就是确认散文文学特性,以得美感特质;掌握散文消长之机,以解兴衰、流变之谜。细言之,则有综论文学“通性”以见散文个性和专题专论两种方法,而两者都离不开对文心、文辞之美的识鉴。

        所谓综论文学“通性”,即将散文置于古代文学范围,通过论述文学“通义”“共性”,显示散文文类特性。先生说“凡具条理经纬、有典则法度者,皆文也。由今言之,则广义之文学也”(《文学通变论》)。又说“文学者,心艺也”(《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认为作为文学的散文,与绘画、音乐等同为艺术(与方苞父兄看法相近)。故说散文,惯于从总观文学艺术的角度言之。如前引论韩、柳明道说,即从“言志与明道者,文学之通义也”(《文学通变论》)、“由言志而言道,乃我国文学思想上一大枢纽”(《文学论》第一章第七节)的角度立论。

        其借综论通性以见散文个性者,较为突出的有:一、其谓“‘spirit’一语,为文学所最要。未作之时,精神属于作者。既作之后,则精神附于作品。属于作者之精神,乃作者之道德、智慧、情感所蕴结。属于作品之精神,乃作者之道德、智慧、情感所发泄,故必兼表现之法”(《文学论》第四章第五节)。实则说明散文有艺术精神,并告人当如何理解其精神。二、其谓“夫阳刚、阴柔者,文学之通性也”(《元人散曲选·序论》)。“盖文章体态虽多,大别之,富才气者,其势卓荦而奔纵,阳刚之美也;崇情韵者,其势舒徐而妍婉,阴柔之美也”(《文心雕龙校释·定势释义》)。实则说明散文体态或风格可概分为阳刚、阴柔两类。三、其谓“(赋比兴)三事者固诗家之芍药,亦众制之规矩也”。并举例说:“孟子之巧譬,庄生之寓言,论宗之用比也。宋玉之《风赋》、贾生之《鵩鸟》,赋家之用兴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论之体也,而用则赋。”“盖文家以三事为用,所用岂囿于一体……参伍错综,神变靡常,理固宜也。”(《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实则说明散文创作受到孔门诗教的影响(所谓“不但诗赋有之,散文亦有也”),赋、比、兴为文家灵活运用之艺术手法。四、其谓“镕裁之法,凡文皆宜有之,不但骈体为然也”(《文心雕龙校释·镕裁释义》)。谓“(镕)之‘三准’,乃是作者内心形成作品全部过程中所必然有的三个步骤”(《释刘勰的三准论》)。又谓三者“不但为论文之标准,且已尽文家之能事”(《文心雕龙校释·宗经释义》)。实则说明镕裁为散文创作之基本要求和必经流程。五、其谓文学创作“艰深之与平易,骈偶之与散行,有韵之与无韵,今体之与古体,一以工与达为衡,而求其是与当而已。此文家之通识,而艺苑之公言也”(《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工”“达”“是”“当”,均为古文家论文要义,强调为文“准兹四义”,自是对散文修辞最高境界的确认。先生如此综论文学通性以揭橥散文文学个性,正反映出他古代散文属于文学、自有其美的观念。这一观念,较之以古代散文属于应用文而无文学性可言的看法,要切实得多,故其论文,绝无隔靴搔痒之弊。

        刘先生作散文专题专论,多以识见胜,盖其研究并非仅求知其然,而是潜心于知其所以然。先生说:“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文化之总相也,固尝因文化之特性而异。今欲研究我国文学,不可不知我国文化之特性,故文化研究至为重要。”(《文学论》第六章第一节)古代散文是表述我国古代人文精神、社会意识形态最丰富、最完整、最具体、最充分的载体,兴衰流变受其影响至深,因而从文化特性入手研究散文,乃必由之路。先生精于此道,收获颇丰。

        如其探论战代论著文总体特色成因,即以诗教流变为纵横之风的关键。谓“自赋诗引诗之风既盛,而诗之用乃益广,于是一变而为战国之纵横。此文章消长之机,亦世风升降之会也”。并举子贡、管子、墨子、韩非等为例,以证儒、道、墨、法、名、兵诸家之兼纵横;举子产、孟子为例,以道“纵横一术,战代诸子人人习之”(《十四朝文学要略》卷一第五节),而言诸子皆学诗能言之士,故“战国之世,百家争鸣,而诸子著作,亦各文辨纵横”(《文心雕龙校释·论说释义》)。如此分析战代文风成因,可谓秉要执本,昭然若揭。

        应该说明,先生见识卓越,除缘于好的古代文学理论修养外,还与其擅长识鉴散文之美有关。尝谓“文艺之事,自古有难言之妙”(《文心雕龙校释·情采释义》)、“文艺之妙,规矩而外,有不可言说者存”(《文学论·自序》)。其论散文之美,除顾及立意、体制、镕裁、风格走向等特点外,特别留意文外之意和难言之妙。能打通墙壁说话,看到诗性赋法对其文学美的浸润滋养。而对无形之美的领略,必以识鉴文心、文辞之美为前提。其说《史记·屈贾列传》如何构思、裁截,“以见”作者用意,“以明”所设之情,说《过秦论》“秦孝公”一段“极形秦势之强,故语亦不厌复”,即为显例。既能识鉴文心、文辞之美,自然散文难言之妙、有形无形之美,种种美感特质皆能为其所得。故先生衡文途径与其论文方式一样,对今人研究古代散文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熊礼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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