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先生的散文研究

    刘永济（1887—1966）是20世纪名满天下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多种专著中，他均表述过研究古代散文的观点。所论散文，有韩、柳等倡导的古文。如其《学文之初步书目提要》，就明确指出韩、柳、欧、苏何类古文为“佳”，应“必读”或“可读”。论及韩愈散文复古特点，言其“文起八代之衰，亦复古也。韩氏以下位之人，犹足以开宋代文风，何哉？变古而非即古也。易词言之，则崇古而变新也”。又说韩、柳主文宗经明道，是对“言志论”的拓展和提升，是要挽救“言志论文者，志之所向”的“泛滥无节”之“失”，而“的指所志必为古之正道”（《文学通变论》）。固为有识之见，但其论述最多、最有见地，且研究方法多样的，是先唐散文。

    先唐散文，文体繁多，功用不一，论著文实为其大宗。如何探寻其艺术精神及文学意味，洞察其肇兴、繁盛、衰歇特点和原因，刘先生自有其思路和方法。简言之，就是确认散文文学特性，以得美感特质；掌握散文消长之机，以解兴衰、流变之谜。细言之，则有综论文学“通性”以见散文个性和专题专论两种方法，而两者都离不开对文心、文辞之美的识鉴。

    所谓综论文学“通性”，即将散文置于古代文学范围，通过论述文学“通义”“共性”，显示散文文类特性。先生说“凡具条理经纬、有典则法度者，皆文也。由今言之，则广义之文学也”（《文学通变论》）。又说“文学者，心艺也”（《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认为作为文学的散文，与绘画、音乐等同为艺术（与方苞父兄看法相近）。故说散文，惯于从总观文学艺术的角度言之。如前引论韩、柳明道说，即从“言志与明道者，文学之通义也”（《文学通变论》）、“由言志而言道，乃我国文学思想上一大枢纽”（《文学论》第一章第七节）的角度立论。

    其借综论通性以见散文个性者，较为突出的有：一、其谓“‘spirit’一语，为文学所最要。未作之时，精神属于作者。既作之后，则精神附于作品。属于作者之精神，乃作者之道德、智慧、情感所蕴结。属于作品之精神，乃作者之道德、智慧、情感所发泄，故必兼表现之法”（《文学论》第四章第五节）。实则说明散文有艺术精神，并告人当如何理解其精神。二、其谓“夫阳刚、阴柔者，文学之通性也”（《元人散曲选·序论》）。“盖文章体态虽多，大别之，富才气者，其势卓荦而奔纵，阳刚之美也；崇情韵者，其势舒徐而妍婉，阴柔之美也”（《文心雕龙校释·定势释义》）。实则说明散文体态或风格可概分为阳刚、阴柔两类。三、其谓“（赋比兴）三事者固诗家之芍药，亦众制之规矩也”。并举例说：“孟子之巧譬，庄生之寓言，论宗之用比也。宋玉之《风赋》、贾生之《鵩鸟》，赋家之用兴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论之体也，而用则赋。”“盖文家以三事为用，所用岂囿于一体……参伍错综，神变靡常，理固宜也。”（《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实则说明散文创作受到孔门诗教的影响（所谓“不但诗赋有之，散文亦有也”），赋、比、兴为文家灵活运用之艺术手法。四、其谓“镕裁之法，凡文皆宜有之，不但骈体为然也”（《文心雕龙校释·镕裁释义》）。谓“（镕）之‘三准’，乃是作者内心形成作品全部过程中所必然有的三个步骤”（《释刘勰的三准论》）。又谓三者“不但为论文之标准，且已尽文家之能事”（《文心雕龙校释·宗经释义》）。实则说明镕裁为散文创作之基本要求和必经流程。五、其谓文学创作“艰深之与平易，骈偶之与散行，有韵之与无韵，今体之与古体，一以工与达为衡，而求其是与当而已。此文家之通识，而艺苑之公言也”（《十四朝文学要略·叙论》）。“工”“达”“是”“当”，均为古文家论文要义，强调为文“准兹四义”，自是对散文修辞最高境界的确认。先生如此综论文学通性以揭橥散文文学个性，正反映出他古代散文属于文学、自有其美的观念。这一观念，较之以古代散文属于应用文而无文学性可言的看法，要切实得多，故其论文，绝无隔靴搔痒之弊。

    刘先生作散文专题专论，多以识见胜，盖其研究并非仅求知其然，而是潜心于知其所以然。先生说：“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文化之总相也，固尝因文化之特性而异。今欲研究我国文学，不可不知我国文化之特性，故文化研究至为重要。”（《文学论》第六章第一节）古代散文是表述我国古代人文精神、社会意识形态最丰富、最完整、最具体、最充分的载体，兴衰流变受其影响至深，因而从文化特性入手研究散文，乃必由之路。先生精于此道，收获颇丰。

    如其探论战代论著文总体特色成因，即以诗教流变为纵横之风的关键。谓“自赋诗引诗之风既盛，而诗之用乃益广，于是一变而为战国之纵横。此文章消长之机，亦世风升降之会也”。并举子贡、管子、墨子、韩非等为例，以证儒、道、墨、法、名、兵诸家之兼纵横；举子产、孟子为例，以道“纵横一术，战代诸子人人习之”（《十四朝文学要略》卷一第五节），而言诸子皆学诗能言之士，故“战国之世，百家争鸣，而诸子著作，亦各文辨纵横”（《文心雕龙校释·论说释义》）。如此分析战代文风成因，可谓秉要执本，昭然若揭。

    应该说明，先生见识卓越，除缘于好的古代文学理论修养外，还与其擅长识鉴散文之美有关。尝谓“文艺之事，自古有难言之妙”（《文心雕龙校释·情采释义》）、“文艺之妙，规矩而外，有不可言说者存”（《文学论·自序》）。其论散文之美，除顾及立意、体制、镕裁、风格走向等特点外，特别留意文外之意和难言之妙。能打通墙壁说话，看到诗性赋法对其文学美的浸润滋养。而对无形之美的领略，必以识鉴文心、文辞之美为前提。其说《史记·屈贾列传》如何构思、裁截，“以见”作者用意，“以明”所设之情，说《过秦论》“秦孝公”一段“极形秦势之强，故语亦不厌复”，即为显例。既能识鉴文心、文辞之美，自然散文难言之妙、有形无形之美，种种美感特质皆能为其所得。故先生衡文途径与其论文方式一样，对今人研究古代散文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熊礼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