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广的“有所为”

    【求索】

    编者按

    “无为何入世，入世有所为。”这是杨德广先生的人生信条。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校园内，提及杨德广，教师们常念叨的是他的许多称号——“干实事的校长”“绿化校长”“平民校长”“自行车校长”。在学生们心中，他则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良师益友”。10多年来，由于卖房凑款助学的义举，大家又送给他一个新称号——“慈善达人”。不仅如此，杨先生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探求真知、辛勤耕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教师”这份神圣职业的深刻含义，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2018年1月4日晚，天突然变得阴冷，下起了雨。

    一个身影，穿着朴素，撑着雨伞，跨进了上海师范大学东校区的一间教室。前几天，他还在新疆喀什帮困助学，此时却又赶回上海给研究生上课。他就是杨德广先生，一位78岁的老学人。

/ 行动研究 /

    杨德广先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见证者，更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参与者、实践者。在高等教育学界，因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将研究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他被同行称为“行动研究的典范”。

    无论是早期担任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还是后来在上海大学副校长、校长任内，杨德广都体现出了这种研究风格。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他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期间数次成功的改革实践。正是这种行动研究，使他的大学校长生涯富于探索性和开拓性，成为我国高教界真抓实干的一个“闯将”。

    1996年暑期，杨德广刚到校工作一个多月，就已把全校走“透”。在深入实地调研中，他发现，不少学生平时松松垮垮，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学习和活动。针对这一状况，他提出在全校实行“充实教育”，即充实学生的教学内容，充实学生的课余活动，充实学生的精神生活，让学生忙起来、动起来。

    为使这一构想能付诸实现，杨德广一方面创造条件，排除阻碍，在全校推行了四条很具前瞻性的改革措施：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加强实践课，开设辅修课。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并推行“四个制”：一是多张证书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竞赛活动获取证书，多张证书还包括开设各种辅修课程、特色课程，学生可以任选，达到一定的学分可授予单科证书；二是学生干部轮换制，让每个学生都有为他人服务的经历；三是半年实习制，师范生的实习时间延长至半年，非师范生的实践时间延长至十个月；四是综合测评制，每年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综合测评，测评结果与奖学金、评优结合起来，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短短几年，这些灵活且很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就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再如，杨德广根据在调研中发现学校存在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的状况，提出了“大学校长既要找市长也要找市场”这一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观点。他认为，学校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也要靠自身努力，发展教育产业，开拓教育市场。在他看来，这样做既挖掘了学校潜力，又为学校的发展、改善教师待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师范大学从1997年到2001年的5年中，政府给学校的财政拨款不到6亿元，其中专项费仅有8000万元。在此期间，学校的办学规模增长了近4倍，但教育经费仅增长66%，2001年的财政拨款已下降到总经费的39%。尽管如此，学校在杨德广的主导下仍然在建设和发展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5年中，学校投入基建经费6.16亿元，竣工面积27.3万平方米；实验室建设投入9052万元；修缮费1.17亿元；建设计算机房36个、语音实验室23个、多媒体教室80个。

    这一切，都是发展教育产业、开拓教育市场产生的收益。

    杨德广扎实、亲力亲为的行动研究，帮助他酝酿出了许许多多很有实效的政策措施，这不仅使他在推行改革时更有底气，而且也使他的改革深得人心。2002年，经全校无记名投票，他被评为“上海市员工最信得过的好领导”。

    这种行动研究也使杨德广总能提出极具前瞻性的思想观点，他最早呼吁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同时也是大胆鼓励高校办学体制转制的倡导者之一。

/ 理论创新 /

    40年来，杨德广先生一直致力于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我国较早从事相关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比如，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中有关德育的章节就是由他主笔的，同时他还撰写了国内第一本《大学德育论》。

    在担任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期间，杨德广先后主编《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学》等4部著作，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现代高等教育学的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与他那独具“杨氏风格”的高校管理及教学实践一样，他对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极有个性和风格，所提观点有理有据、观点鲜明、现实针对性强，这不仅给人以紧迫感、危机感，更重要的是他总有很强的前瞻意识。

    我国高等教育学泰斗潘懋元先生评价杨德广，“敏于思维，敢于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早在1978年，杨德广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教学领域中去”，这一观点在时隔30多年之后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针对当时高校在思想政治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撰文主张要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只是政工干部和思政教师的事这一局面，专业课教师不能只教专业知识，还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之后，杨德广又在文中提出了“变平面教育为立体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思路。他认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采用立体的思路和方法，即做到静态教育与动态教育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对比教育相结合，统一教育与多元教育相结合，一体教育与复合教育相结合，外部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思想教育与管理工作相结合。

    1987年，针对当时许多高校校内机构臃肿、办学效率低下的问题，杨德广撰文提出高校要从“学校办社会”走向“社会办学校”，高校应与社会加强横向联系。这一观点，为我国1999年开始实行高校后勤社会化及20世纪初的高校投资多元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8年，杨德广提出，我国可以允许办私立学校，也可以办中外合资学校。这为我国兴办民办高校和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1989年，杨德广针对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发表《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及出路》一文提出，“要改变教育是非生产性投资的观点”“调整教育结构以提高教育经费的利用率”“建立大学董事会和基金会”以及“收取学杂费以改变学校包下来的状况”，这些观点、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高校以及《光明日报》等媒体的关注和重视，而且对现在的高等教育发展仍具有指导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德广开始关注中国发展民办大学的理论问题。在《我国应积极稳妥地发展民办大学》一文中，他在系统分析民办院校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的民办大学要突破旧模式、改变旧体制、转换旧机制，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的办学路子”的思想。他提出，要健康、稳妥地发展民办大学，必须解放思想，制订法规，积极鼓励和扶持民办大学的发展。他甚至公开撰文提出“上海办十几所民办大学不算多”，虽然这一观点当时受到不少非议，但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 直面问题 /

    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杨德广敢于直言，敢讲真话，他驳斥关于“独立学院是公办大学举办的假民办”的论调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指摘“一些名校自主招生拒收偏才怪才”丧失了自主招生的意义，批判用人单位招聘时“唯211、985高校论”“以校取人”的行为，认为这挫伤了广大学生的上进心、助长了应试教育，等等。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世界新技术革命面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但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都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大学毕业生还普遍存在着专业面窄、能力不强等问题。杨德广因此提出应建立合理的专业结构的观点，即“减少和合并一部分专业，建立综合性的大专业”，“增设和发展新专业、紧缺专业”。这一观点在当时来讲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1986年，杨德广根据其组织的、涉及3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大型调查结果，又提出了“适应性教育”的观点，认为应在教学内容上做到基础实、知识宽、专而新、量适当，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其尽快适应工作需要。

    再比如，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国家统包的办学体制、部门办学的领导体制、政府统管的管理体制、经费单一的投资体制”等困境，杨德广鲜明地提出了“改制是我国教育走出困境的出路”的论断，并以翔实的数据做出了“改制会使高等教育的效益明显提高”的判断。他还提出，高校改制应积极稳妥地进行，上海可率先改制试点。他提出的“国有民办公助”的新型高等教育模式也得到了许多地方政府和教育界的认同，也为后来独立学院的形成提供了镜鉴。

    杨德广乐于探索高等教育真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逐步深入，一些理论及现实难题也相继浮现出来。为了匡正人们在认识上存在的误区，为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累积共识，他多次积极参与乃至主导高等教育问题争鸣。对此，他往往针锋相对，提出的质疑一针见血，从而引发了我国高教界的几次大讨论，为我国高等教育界增添了活力。

    2013年，杨德广针对国内一知名学者提出的“认知理性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历史的误区”等观点，先后跟进撰写了两篇长篇商榷文章。他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是高等教育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高等教育职能的演变体现了大学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的本质则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而非认知活动，认知理性仅仅是认识论中的思维方式，而远非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他由此指出，“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历史的必然，不会“导致大学的知识生产功能的边缘化”。

    2016年，杨德广针对国外学者在网络上发表贬低中国教育改革的文章，旋即撰文，针对文中诸如“大学成为赚钱的机器”“大学的校长们想要提升自己，就把眼光落在钱上”等观点，从五个方面逐一进行了辨析和批驳。结合翔实的数据和案例，他认为，中国高校的收费标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以上海公办高校而言，一般专业学生每年5000元，艺术类等专业每年10000元左右。实际上，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要30000元左右，因此学生的学费仅占培养费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赚钱”的问题。对于有些重点高校，由于办学成本更高，学校总经费支出中，国家投入仅占30%~40%，加上学费收入也只占总支出的50%~60%左右。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行政总负责人，必须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多方面增加学校收入，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

/ 惜时如命 /

    数十年来，信守着“无为何入世，入世有所为”的人生信条，杨德广先生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学习、研究之中。他是一个惜时如命的人，他经常讲，“充分利用时间，提高时间的利用价值，就是延续有限的生命”。

    杨德广也常告诫学生和后辈要“管理好自己8小时之外的时间”，“牢牢地抓住今天，而不要等待明天”。就这样，他把“立志、惜时、勤奋”作为激励自己的警世格言，一天工作、学习、研究10余个小时。

    据杨德广的研究生们讲，只要不是出差、上课，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几乎都会在办公室里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还经常教导学生，要把名利看淡一点，金钱看轻一点，人生看透一点，事业看重一点。他认为，人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尽量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多作贡献。

    从事教育工作50余年，杨德广出版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专著40余部，发表文章近600篇。潘懋元先生曾评价他：“杨德广教授等身的著作是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中，午不休、夜少眠，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出来的。”离开大学校长这个工作岗位后，他更没有闲着，仍然笔耕不止，如从2004年至2012年，他撰写并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就达97篇，平均每年有12篇之多。

    在杨德广看来，教学是他的天职，而科研则是他的生命之光。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尤其是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的教师，科研与教学二者皆不可或缺，要不断进行科研，充实教学内容，这是提高教学水平、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础和关键。

    杨德广的这些丰硕的、不断推陈出新的科研成果，同时也给他的课堂增添了极为丰富的素材，使他能将那些新锐的学术观点和自己的研究心得运用到教学之中，从而丰富了教学内容，在一种娓娓道来式的讲授中拓宽了学生的思路和视野，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对于这一点，一位博士生深有体会：“他的课能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教育的挑战、问题、应对措施等提出自己的观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明白一个道理，采取一个做法不难，难就难在坚决地执行，并一如既往地坚持。在杨德广50多年的从教生涯中，他身体力行，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杨德广用他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学生，感染了他的学生以及学界的后辈。

    我只举2017年暑假发生的一个例子。当时，杨先生说他到哈尔滨待一段时间，我原以为他去度假，没想到他一人住在一间简陋宿舍里，房间只摆有一张单人床、一套写字桌椅，没有电脑，也上不了网。他自己动手洗衣做饭，剩下的时间几乎都用在看书和写作上。

    30多天，杨德广居然用完了一堆笔芯，一笔一画地写出了四篇长文。他说：“平时工作忙有些要写的文章被耽搁了，现在正好趁假期可以多写一些。”

    2014年年末，杨德广作为老干部的杰出代表，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眼下，他退而不休，坚持每天锻炼身体，腰板挺直，精神矍铄。虽然已慢慢从高等教育学界退了出来，但他却没有停止连续一贯的、起早贪黑的忙碌生活：为了应对当前所处的老龄化社会，他积极为创建老年教育学科奔走呼号，并为上海一些老年大学撰写《老年教育学》书稿；为了实现他给自己定下的“有生之年至少要资助3000名贫困生和优秀生”的目标，他创建“阳光慈善基金”；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他马不停蹄地在一些高校给大学生上党课……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摆放着已完成的一些论文草稿以及需要他“一对一”扶助的贫困地区学生表格，地板上堆放着一捆捆即将运送到贫困山区的崭新衣物……而支撑他一直这样做的，就是他读中学时立下的誓言：健健康康为祖国工作50年！

    罗志敏，男，1973年生，河南潢川人，毕业于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为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现场统计学会全国教育统计与管理专业会副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主要从事院校内外部关系及其治理研究，出版《校友文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创建》等专著3部。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