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的“辨惑”体

    金代后期，朱熹等人的理学著述传入北方，也激发了北方士人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的热情，以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人为先驱，而元好问、刘祁等人为之后进，但赵、李二人实未能有所建树，元、刘长于本朝之学，其中最有成就者还是王若虚。王若虚“辨惑”体著述以破为立，代表了金代学术的高峰，与汉、宋学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话效应。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云：“（王若虚）学无不通，而不为章句所困。颇讥宋儒，经学以旁牵远引为夸，而史学以探赜幽隐为功。谓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论道之行与否云：‘战国诸子之杂说寓言，汉儒之繁文末节，近世士大夫参之以禅机玄学，欲圣贤之实不隐，难矣。’经解不善张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诗不爱黄鲁直，著论评之，凡数百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滹南集提要》亦云：“《议论辨惑》《著述辨惑》，皆品题先儒之是非，其间多持平之论，颇足破宋人之拘挛……统观全集，偏驳在所不免，然金元之间学有根柢，实无出若虚右者。”可惜今人大多但知其《滹南诗话》，对王若虚全部的学术贡献了解不深。

    王若虚，河北真定藁城人，承安二年（1197）经义甲科擢第。大安二年（1210）迁应奉翰林文字，预修章宗《实录》。兴定五年（1221）48岁著《论语辨惑》，现存之《滹南遗老集》卷三《论语辨惑序》云：“晦庵删取众说，最号简当，然尚有不安及未尽者，窃不自揆，尝以所见正失而补其遗。”王若虚“辨惑”之体，自此肇端。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春，去世前一年，王若虚“以手书四帙见示（王鹗）曰：‘吾平生颇好议论，向所杂著，往往为人窃去，今记忆止此，子其为我去取之’”（王鹗《滹南集序》）。今《滹南遗老集》有《五经辨惑》二卷（实际上未涉及《易》。可能因另著有《尚书义粹》，涉及《书》也只有一条）、《论语辨惑》五卷（疑首卷元初已佚，割次卷开篇为序及总论，独立卷首以补足原数）、《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两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虽卷名不一，但体式一致，故均可以“辨惑”体名之，占全书五分之四还多。

    元人王复翁在王若虚文集序言中曾称：“《滹南辨惑》一书，初江左未之闻也。”元人乃贤《河朔访古记》卷上云“有《慵轩集》（应为诗文集，元时已佚）及《经史诸书辨疑》行世”，同乡人明代石珤亦只云“有文集若干卷及经史辨惑若干卷行于世”（《熊峰集》卷十《王内翰若虚赞》）。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印行新式标点国学门径丛书，编者侯毓珩则割弃《文辨》《诗话》及六卷诗文作品，直接以“滹南辨惑”名其文集（按：编者认为其《文辨》与《诗话》是“文话”和“诗话”类的体式，但也具有“辨惑”特色，且《四库提要》也是与之前各卷一并论之，故不宜割去），并谓：“这些辨惑的东西不是文学的作品，只是随笔一般的记录，多的至数千言，短的却也许只一句话，只求说明了意见便完事……我们所以要重为印行，贡献于现代的读者，就因为它是读书笔记，是读书而能消极的（批判式地）有所得的，这可以给现代的读者一种感发，因此也将这样去读书，这样去做学问。”（《滹南辨惑》导言）其中已经点明了王若虚“辨惑”一体的特色和价值。概括起来，王若虚“辨惑”的立场就是言简意赅，超脱汉宋，独标一格。

    金亡之后，王若虚北归故里，讲习传授，在元初学术界地位很高。元代名儒吴澄《王滹南祠堂记》云：“至今诵其经义，以为法式。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遗言绪论之流传，足以警发后进。”（《吴文正集》卷三七）元人王旭《兰轩集》卷二《蜕仙岩》云：“玉堂遗老滹南翁，平生景慕恨莫从。著书辨明经史惑，议论至今学者宗。”元初受他“辨惑”精神影响至深的有两人。一为陈天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书辨疑提要》引苏天爵《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陈天祥《四书辨疑》多引王若虚说。《四书辨疑提要》又谓：“苏天爵又谓安熙为书以辨之，其后天祥深悔而焚其书。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张大其师学，所言未足深据也。凡《大学》十五条，《论语》一百七十三条，《孟子》一百七十四条，《中庸》十三条……颇为疏舛。又多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亦未见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义，非苟为门户之争。”陈天祥片面地发展了王若虚质疑宋人的立场，且学术水平有限，故而影响不大。一为刘德渊。王恽《故卓行刘先生墓表》云：“先生讳德渊，字道济，襄国中邱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学能自刻厉，及游滹南王先生门，思索辨惑等说，自是餍饫史学，为专门之业。”（《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六一）刘德渊曾“敷析温公《通鉴》数百条”，应该亦是“辨惑”之作，金初名士王恽、许衡均常游其门，仰慕其学，这是王若虚之学沉潜入元代学术的明确向路。

    考其“辨惑”一体之成因，虽亦出自欧、苏之学，但仍有生活环境与学术环境二端值得注意。

    金朝建立后，为巩固统治，曾多次将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迁往中原。规模最大的是1141年金宋和议达成之后，金熙宗以屯田军的形式，把女真、奚、契丹人迁至中原与汉人杂居。“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大金国志》卷一二）女真旧俗“最为纯直”（《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女真先民“勇悍不畏死”，“宴饮宾客，尽揽亲友而来。及相近之家，不招而至……酒行无算，醉倒及逃归则已”（《大金国志》附录一《女真传》）。而滑稽谈辩则是漫长的宴饮中不可或缺的风习，故而，自然、纯直、纵酒、剧谈应是女真文化带入北宋旧地的民族特色。当时王若虚出生和成长的河北真定一带已经成为以汉族、女真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地带（真定府有纥石烈德、女奚烈守愚、蒲察元衡等数名本籍女真进士即是明证），作为统治者的女真族之文化影响不浅。生长于藁城的王若虚“自先世以农为业。考讳靖，质直尚义，乐于周急，乡人有讼，多就决之”（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一般而言，出身农耕世家背景的人易得地域风习之气，其父之性情与《金史》所述完颜氏始祖函普颇类，是集中该地文化性格的代表人物，这对王若虚有直接的影响，他日后的文坛角色和崔立之变中危急时刻从容护义的本能反应应根源于此。

    金人的生活风习也影响到金代文坛士人的交游方式，精通经史的徒单镒和长于诗文的完颜璹等人都是当时文人诗酒交游之门，而纵酒谈辩也是文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刘祁《归潜录》记载：

    （李纯甫）每酒酣，历历论天下事，或谈儒释异同，虽环而攻之，莫能屈。世岂复有此俊杰人哉？

    （雷渊）善饮啖，未尝见大醉，间论事，口吃而甚辩，出奇无穷，真豪士也。

    （雷琯）为人议论刻深，然于文字甚工细，每酒酣，谈说今古，莫能穷。

    来自河北的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都是饮酒燕谈的核心，这其间，王若虚俨然成为辩博的领袖。元好问《中州集》卷六王若虚小传云：“李屏山杯酒间谈辩锋起，时人莫能抗，从之（王若虚字从之）能以三数语窒之，使噤不得语，其为名流所推服类此。”不仅如此，在学术上，王若虚以议论之长，成为继赵秉文后的学术界领袖，所以元好问在《内翰王公墓表》中称“自公殁，文章人物，公论遂绝”，此说多为后人所引。明人石珤《熊峰集》卷一《谒王滹南先生祠》也赞曰：“在昔金氏兴，豪杰稍驱集。惟公负雄才，辩博人鲜及。”可以说，上述禀赋和氛围，加上女真自建国起就拥有的征服民族的优势心理作用于本朝文坛，涵养出了王若虚的“辨惑”之体。

    （作者：王永，系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