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封狼居胥与窦宪勒石燕然,是两汉对匈奴战争两场具有强烈仪式感的大捷。有意思的是,论主将声誉之高,论歼敌之众、追击之远、战功之大,前者远超后者;但论其事功对后代影响之深,则后者甚至后来居上,起决定作用的正是班固《封燕然山铭》(下称《燕然铭》)。
《燕然铭》的经典性体现在文体格式和文章艺术两个方面。铭由铭序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序骈散兼行,铭用韵体,铭文总括铭序的内容而成。从名义上看,铭当以铭文为主;但从实际内容上说,铭序为要。本铭正是这种格式的典范。铭文强调的是简练,精彩与否则看铭序,刘勰在《文心雕龙·铭箴》中特别指出,“若班固燕然之勒”,“序亦盛矣”。铭序首先点出主将窦宪“有汉元舅”身份,从而为他“寅亮圣皇,登翼王室”的责任感提供亲缘关系基础,为功勋归于皇室埋下伏笔。刘勰所说的“盛”,就是后来韩愈所说的“气盛言宜”,具体表现为气势美,贯穿于战前、战时和战后,层层展开。战前夸耀将士之勇猛,以“鹰扬之校,螭虎之士”语拟之;状写阵容之盛,不嫌烦冗,细致罗列:“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十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雷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后汉书·窦宪传》列举的参战族群中并无“东胡”,“骁骑”亦仅有“三万”。昭明太子不但补进了“东胡”,“三万”也变成了“十万”,可见他着意渲染参战部族之众、兵力之盛,这是从数量的角度塑造了铭文的气势美,下文的“玄甲耀日,朱旗绛天”则从形色的角度塑造。
战时气势则从“力”的角度营造,具体表现为进兵势如破竹:“遂凌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从方向上说,从西向东、从北向南才可以说往“下”,汉军北征,实为仰攻,于理为向“上”,作者却有意用了“凌”“下”“绝”“乘”“逾”“跨”等动词字眼,着意渲染居高临下的态势,表现一往无前的气势。“蹑”“焚”二字,视强敌如蝼蚁,“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二句,状写出汉军的血性豪气和凌厉之势。战后的气势突出一个“静”字:“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与战前匈奴凶顽肆虐形成鲜明对比,从反面透露出汉军之威和战功之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是从历史角度说意义,“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可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是从现实角度论价值。最后以“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点明建铭之由并引出铭文:“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气势磅礴。
文本经典性全由读者决定。读者分为精英和大众两个层次,精英的态度构成其美誉度,大众的接受构成其知名度,二者相辅相成,途径大略有六:
一是史家记载。《后汉书》对《燕然铭》有直接和间接记述,计凡三处:一在《和帝纪》,永平元年夏六月,“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所刻石文即本铭,重在点明事件和发生时间。一在《窦宪传》,传主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曰”,重在点明大捷的主将和铭的作者并记录全文。一在《班固传》:“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点明作者撰铭时的随军身份。区区一篇文章而被帝王本纪提及,说明它不仅仅是一篇文章而是国家本年的重大事件记录;铭文录于《窦宪传》而不在《班固传》,是因为铭文是窦宪而非班固本人的人生贡献。三处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事已言明,文无枝蔓,是太史公发明的“互见法”的经典运用。
二是选家收录。本铭被昭明录于“铭”类之下。铭体产生之后至班固以前,铭文传世不计其数,作为纪功铭,《燕然铭》能入昭明法眼,自有其必然的道理。
三是注家注释。《文选》成书以后,初唐就有李善注,尔后五臣继注。《文选》注释,对注家是考索的过程,也是化深奥为浅俗的过程,为进一步把作品普及到一般读者做了准备。
四是专家评论。分为介绍和称扬两类情况。如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铭》:“汉班孟坚之燕然山,则旌征伐之功。”这虽是不带态度的一般介绍,但以此为例,已有视之为典范的意味。《文心雕龙·铭箴》则是对《燕然铭》高度肯定。
五是作家引用。王维《使至塞上》:“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范仲淹《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前者是用作典故传达必胜的豪情,后者是抒发尚未立功的惆怅,名家名作,传诵千秋,《燕然铭》因此获得了鲜活不竭的生命力。
六是读者阅读。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说:“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广大学子为了入仕,精研《文选》是必由之路,而其中的《燕然铭》当然也在其内。能否成为秀才且不论,但《文选》的选文为人熟知,却是可以肯定的。一般读者的接受构成了经典化深厚的民意基础。
为何《燕然铭》如此长时间广泛且全方位被经典化?除了文本的经典性提供前提外,根本原因是其满足了中华民族恒久的精神需要,这就是国家安全。而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国家,其危险主要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在冷兵器时代,依仗马匹的速度、穷乏对财富的觊觎、人种天赋的勇力,游牧民族屡屡南犯掠夺杀戮。秦时以守势为主,筑长城以防范;汉代秦兴,高祖至文帝,国力所限,只能以和亲为手段苟求暂时安宁。从武帝开始,汉转守为攻,诸将横行大漠,犁庭扫穴,岂不快哉!这不只是“摅高文之宿愤”,也是抒了中原千古之宿愤。因此,《燕然铭》的经典实则是对和平安宁的向往。
(作者:李乃龙,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骈文研究文献集成》[15ZDB06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