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妈妈”，这个称呼温暖了多少“失足少年”

    【法眼观天下·“六一”国际儿童节专题】

    “法官妈妈”，这个温暖的称呼多年来一直伴随着尚秀云。1984年10月，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1987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成立，已在海淀法院从事审判工作7年之久的尚秀云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代少年审判法官。多年来，尚秀云公正、高效地审结了900余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教育、挽救了众多的失足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考上了大专院校，走上了工作岗位，顺利回归社会。“法官妈妈”，成为他们对尚秀云发自内心的称呼。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已经从法官岗位上退休，仍活跃在救助帮扶未成年人工作一线的尚秀云，听她讲述自己的少年审判之路和我国少年司法事业的发展历程。

我如何走上少年审判岗位

    记者：您1980年进入海淀法院工作。当时为何选择进入法院？又是如何走上少年审判岗位的？

    尚秀云：我初中时在北京市女子第15中学就读，后以优异成绩升入高中，因为“文革”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1970年，我进入海淀区卫生局工作，后来担任该局团委书记。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法治建设百废待兴，法院审判急需人才。当时，我正好听说法院招人，心想我的文科成绩还可以，就到海淀法院来报考，结果就被录取了。1980年2月，我进入海淀法院工作，一开始是在刑事审判庭。海淀区是北京教育文化大区，未成年人相对集中，约占全市的四分之一，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较为突出。当时，我们几个女法官常常被安排审理未成年人案件。1987年9月，海淀法院少年审判合议庭成立，此后我一直工作在少年审判一线，直到2014年退休。作为第一代从事少年审判的法官，我经历了海淀法院少年法庭从无到有、从开始建立到全面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着它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初生赤子，慢慢成长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未成年人犯罪有何特点

    记者：在您的少年审判生涯中，审理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您看来，未成年人犯罪集中在哪些领域，有何特点？

    尚秀云：未成年人犯罪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犯罪高峰年龄为17岁，其次为16岁，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约占10%。第二，少年犯中男孩儿多、女孩儿少。第三，多为共同犯罪。我们叫作一个胆小如鼠、两个气壮如牛、三个胆大包天。第四，侵犯财产罪占大多数，反侦察手段越来越强。

    未成年犯与成人犯相比，不仅是年龄数量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人”在“质”上的区别。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一方面，他们容易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引诱和影响，走上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未成年人主观恶性不深，可塑性较大，犯了罪也比较容易接受教育和挽救。比如同样的抢劫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一般比成年人小得多，他们往往为讲哥们义气或者为过生日请客吃饭、为名牌手机、名牌旅游鞋等动机而行抢。因此，对待和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区别于成年人，适用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原则。

“问题少年”是“问题父母”的产物

    记者：哪些因素容易导致未成年人走向犯罪道路？

    尚秀云：我们曾对120名在押未成年犯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有4类家庭的孩子犯罪比例较高。第一个是失和型家庭，如父母离异，夫妻长期打架、分居的，还有再婚家庭。第二个是溺爱型家庭，父母的溺爱在孩子心灵上播下了自私、任性的种子，极易发展形成不良个性，偏好反社会行为。第三类是打骂型家庭，经常打骂会造成孩子心理畸形发展，他们在进入青春期后也倾向于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第四类就是放任型家庭，如父母对孩子不管不顾，对孩子的不良行为视而不见，忽视和孩子心灵上的沟通与交流。“问题少年”是“问题父母”的产物，这是这些年来我最深刻的感受。

    除此以外，学校教育和社会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有的中小学重智育、轻德育、法制教育薄弱，个别教师工作责任心不强，网上网下色情、暴力内容触手可及，电子游戏厅、黑网吧等娱乐场所的侵蚀作用也比较大。

    记者：现在犯罪有低龄化的趋势，有人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你赞成吗？

    尚秀云：未成年人犯罪很多时候是大人的责任。把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0岁、8岁，就能解决问题吗？我主张要给家长立法，既让家长有机会学会正确的教育方法，也可以让对少年犯罪负有监护过错责任的父母承担一定惩罚后果。以英国《犯罪与扰乱秩序法》为例，该法规定法庭对违法少年的父母可判处养育令，强制其就教育孩子相关内容接受为期3个月到1年的培训和指导，违反要求的家长将被视为犯罪，并被处以罚款。当然，对于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如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校园暴力、校园欺凌案件，还是应该严格依法办理，做到不枉不纵。

“法官妈妈”称呼的由来

    记者：您积极感化、挽救、帮扶“失足少年”，很多人称您为“法官妈妈”。这个称呼是怎么叫起来的？

    尚秀云：记得有一名姓张的未成年被告人，这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他的父亲在国外做科研，母亲是医生，张某本人也品学兼优。可是在张某16岁那一年的暑假，他竟然带领三名同学盗窃10余起。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忽然成了盗窃犯呢？张某说自己崇拜英雄，所以就模仿武侠小说里的侠客劫富济贫。而那些偷来的东西，他全都分给家庭困难的同学了。考虑到他的作案动机和一贯表现，合议庭对他判处了缓刑。

    未成年犯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为了帮助他们彻底改正罪错，还需在宣判之后进行持续有效的帮教。张某的案件宣判后，我没有中断对他的教育，在家长、老师和法官的帮助下，张某的思想取得了很大进步，他更加刻苦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他还拾金不昧，受到了学校的表彰。在一次来信中，孩子写道：“在我最不懂事的时候，您没有嫌弃我，而是用温暖的手拉了我一把，把我从歧途引向正路。我很想叫您妈妈，我有一个生我的妈妈，还有一个给我第二次生命的妈妈。”从那以后，“法官妈妈”的称呼便传开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所从事的职业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少年法庭法官整体的肯定。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跟踪帮教失足少年方面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对未成年人的轻罪前科封存制度。为了让张某能考取理想的大学，我主动找到张某所在中学的校长，提出将这名少年犯的前科材料转由我院少年法庭保存。开始，校长明确地说：“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我又到区教委查找有关文件，并由我院出具保存档案的备查函，经过多次说服工作，校长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后来，张某以591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重点大学。

    记者：法官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审判，有没有人对你审判之外的帮教工作有质疑呢？

    尚秀云：确实也有个别的非议，说你“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个儿的田”。作为一名法官，最重要的职责当然还是做好审判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围绕“寓教于审”进行了很多探索。

    比如在庭审中，我们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结束后，增设了法庭教育程序，把被告人的父母、老师、要好的同学等请入法庭帮教席，同时充分发挥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的作用，在法庭这样一个特殊的“课堂”里，对被告人进行法治教育、道德教育、亲情教育和人生观教育，这么多年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记者：少年法庭的设置和一般法庭的设置不太一样，这样有何考虑？

    尚秀云：为了强调法庭的威严和肃穆，标准法庭的设置以冷色调为主，但是这样很容易使未成年被告人感到恐惧和压抑，直接影响庭审的效果。有一次，少年法庭公开审理一个14岁少年的案件，这个少年身高不足1.5米，一站进法庭那囚笼般的被告席，头才将露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1992年，我们在全国首创“U”字形法台和课桌椅式的被告席。我们将法台设计成一个英文大写的“U”字形，就好像是对未成年被告人敞开的怀抱。半开口的椭圆法台，使法官、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帮教席处于同一水平面，象征着审、控、辩、帮四方在法庭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形成合力。法台采用天然木质的暖色，将1米多高的黑色囚笼式被告席用只有70厘米高的小课桌代替，正面墙上“少年法庭”四个大字烘托着国徽。在这些设计之下，法庭既不失法律之庄严，又有课堂般的温暖。

少年法庭就像医院的儿科不可或缺

    记者：据报道，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253个，有少年法庭法官7200多名。不过，近年来有的少年法庭被合并或撤销，对此您怎么看？

    尚秀云：随着我国少年司法事业的发展，绝大多数中基层法院都建立了专门的少年法庭。多数少年法庭除了审理以未成年人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也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民事案件，如变更抚养关系、校园伤害纠纷等。

    现在个别的少年法庭被撤销或者合并，一个重要原因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明显减少了。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少年法庭被撤销的理由。小孩儿的病和大人的病治疗方式不一样，因此会建立专门的儿科和儿童医院，少年法庭就像医院的儿科不可或缺，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对症下药。

    司法实践证明，许多成年罪犯都是从未成年时的不良行为发展起来的。在成年累犯中，其未成年时已有犯罪行为者，较未成年时没有犯罪行为者多7倍。所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对预防犯罪是事半功倍的事情。少年法庭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未来在少年法庭的基础上，应参照一些国家的经验，建立专门的少年法院或家事法院，及时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

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

    记者：作为第一代少年审判法官，您如何看待30多年来中国少年司法事业的进展？对未来有哪些期许？

    尚秀云：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数较少、犯罪率很低，因而没有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直至1979年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时，也未把未成年人犯罪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考虑，在这两部法律中仅制定了6个相关条款，做了一般原则性的规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未成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越来越重视。1984年10月，彭真同志指出：“现在看来光打不行，还要抓综合治理，教育挽救那些失足少年，对待失足少年要像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教师对待学生那样满腔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他们。”有关部门对这一指示高度重视，其后教育、感化、挽救成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1991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就体现了这一点。1997年，在刑法修订中采纳了部分未成年人立法的建议，废除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死刑制度，限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罪名范围。

    但是，这部刑法是以成年人犯罪为适用对象的法律，其中仅有寥寥数条有关未成年人的规定，以该法为依据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难免产生不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疏漏。因此我一直呼吁，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以保证全面公正、有效地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本报记者 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