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于民，不必法古 苟周于事，不必循俗

    【光明论坛·温故】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当今世界，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中国的先人们早在2500多年前就认识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出自道家经典著作《文子》，全文是：“老子曰：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变。”汉代刘安编的《淮南子·氾论训》的记载有细微差异：“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敎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总之，这句话的大意是说，人们应该基于当下现实，如果百姓能够获益，不必效法古代规定；如果能把事做得体，也不必遵循俗法。

    古和今的问题，变和常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代思想家们关注的话题。“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在以农立国的环境下，我国是一个敬重传统的国度。古代的经验，经漫长的实践而证明有效；约定俗成的习惯，成为人们涉世治国的参照。传统就是百科全书，不仅是人们的智慧之源，也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思考方向，甚至有时就是现成答案。不效法古代，不懂得前代经验，意味着肆意妄为，祸乱四伏，故有道者不为。这样的特色，也是数千年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因素之一。

    但社会是复杂的。历史貌似总在重演，可事情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此法于此则可，于彼则未必可。古人认识到“成败相因，理不常泰”，一味重复前代的教条与范例，很可能事与愿违。宋襄公面对强悍的楚师狃于旧“礼”，认为“君子不击不成之列，不重伤，不擒二毛”，致使泓之战惨败于楚。毕竟春秋时代已不同于先前，不少人已经为克敌制胜而不择手段。《谷梁传》僖公二十三年就批评宋襄公“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中，“士匽”认为宋襄公违背了“上下无隙然后可以济”“伐，深入多杀者为上，所以除害也”的克敌制胜战术，而“以逆使民”，是作战的大忌。

    同样，王莽改制笃信儒家古文经为古代圣王治国的金科玉律，最终天下大乱，民众揭竿，新莽覆亡。《宋书·礼志》序云：“任已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宋代奉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政策，依据防范武将擅权的经验编出“阵图”对前线的战事百般制约，甚至宋仁宗还亲自编写的《神武秘略》赐予北方边陲将领。在怀疑、猜忌与脱离实际的乱指挥之下，宋军战斗力低下，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事频频失利。如果士大夫理想地沉浸在古代某家学说中，不能以冷峻的现实作为出发点，自我玩赏则可，一旦走上政治舞台将会给社稷苍生带来芟夷大难。

    况且不少人对前代法则经验的汲取并不正确。秦并六国之时丞相王绾建议秦始皇分封同姓子弟，群臣“皆以为便”而只有李斯力排众议，说明大多数臣子把周代的分封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没有看出其弊端；刘邦鉴于异姓王离心离德，错误吸取了秦亡的历史教训，大封同姓诸侯最终酿成七国之乱。“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好的政治家就像良医一样，对待千变万化的病状应采取不同的方剂。《吕氏春秋·察今》中有言，“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刀剑在乎的是能否斩断事物，马匹在乎的是能否日行千里，外在的名声并非目的所在。这和《文子》中的这句名言殊途同归。

    这种变革的思想，不仅被法家奉为圭臬，同样是儒家的重要理论构成。《周易·系辞下》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讲述了上古几代帝王通过“变”教化民众走出困境、谋求幸福的历史。《周易》中“水火相息”的“革”卦，讲的是变革的道理，《彖》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讴歌了吊民伐罪的武王克商，意味着民众在逆境之下完全可以打破枷锁另立乾坤。

    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有人误以为这句话体现了董生的保守，事实上恰恰相反，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在这一句之后引申说：“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董仲舒指出尧舜禹是治世，所以不必改革；但乱世一定要改革。他认为，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是“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恰恰是让汉武帝“退而更化”，追求圣王应该具备的德政。不难发现，变革的思想渗透在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甚至儒家学者强调，当两个原则性问题产生冲突，只能顾其一之时，就需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产生了“权”的思想。孟子的名言“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就是这一思想的典范。“权”是砝码。砝码在秤上波动，物品才可以平衡；权变，就是在特殊场合中灵活把握的平衡。

    变要看准时机，并不是所有时机都适合变。所以古人又提出了“时”的概念。《周易》“艮”卦《彖》言“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只有“动静不失其时”，才能前途光明。《周易·系辞下》说：“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其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是“解”卦爻辞，是说某个公侯用箭去射一只盘踞在高城上的隼鸟。这里借孔子之口说，隼鸟是禽，弓矢是兵器，射它的是人。贵族君子能身藏利器，抓住“时”再行动，有什么不利的呢？“人”“器”与“时”都具备，有把握做到“利于民”“周于事”，突破“古”和“俗”的羁绊，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作者：李凯，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