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开启“3.0”时代

    2017年年末，等待了8年多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书稿，终于陆续交至中华书局。欣喜过后，面对近2亿字的编辑任务，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犯了难。

    顾青这样估算：一名高产的古籍编辑，如果每年能够审校300万字左右的书稿，将这2亿字审校一遍，需要60位编辑投入一年时间；出版物有“三校一读”的标准流程，这意味着要把《续编》通读4遍，无论如何加班加点，至少需要60位编辑花费3年时间。而按照计划，《续编》要在两年之后的2019年全部出版。

    人手吃紧，时间同样紧迫。不得已，顾青决定，提前启用尚在测试中的古籍整理工作平台，招募社会各界的人才，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在线审校《续编》书稿。就这样，在任务的逼迫下，2000多年来都是在故纸堆中打转转的古籍整理，陡然间迈向了“互联网时代”。

千人响应

    2018年3月初，《续编》招募审校者的启事甫一发布，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方思圆就报了名。本科时开始学习梵语，研究生阶段攻读古代文学专业的佛教与中国文学方向，方思圆平素常与佛教典籍打交道，对于参与《续编》整理，她充满期待。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集，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中国古代有编纂、刻印大藏经的传统，日本、韩国也不乏汉文大藏经刻本。1982年，在著名学者任继愈的主持下，《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整理出版工程启动。历经15个春秋，1997年，106册、约1亿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出齐，成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一项标志性成果。然而，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正编》远未囊括所有汉文佛教文献。2002年，任继愈先生继续亲任主编的《续编》工程上马；2008年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09年6月，93岁高龄的任继愈在病榻上与中华书局签订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出版合同。一个月后，老人溘然长逝，这份合同成为他生前签署的最后一份出版文件。所谓“甲部”，是《续编》的第一部分，收录的范围是见于历代大藏经，但未收入《正编》的2000多种佛教典籍。等待方思圆和她的同伴们审校的，正是这部分书稿。

    “刚加入审校工作群时，我吓了一跳，已经有400多人报名了。”方思圆没想到，申请参加审校的总人数很快超过1000。最终，她和300多位第一批通过资质审核的申请者，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古籍整理在线审校。这些审校者，有文史哲专业的学生，有佛学院的僧侣，有青年教师、科研人员，也有各行各业人士，他们都具备一定的古籍整理知识，都对传统文化饱含深情。

    “中国有丰富的佛教典籍，但我们却没有一部完整、完善的大藏经。《续编》的整理完成，不但能够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而且也是对世界佛教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来自浙江宁波的连勇是一名会计，业余时间喜好阅读古书，“我能参与到《续编》这样重大的项目中，与有荣焉。”

    “上大学时，我阅读的古籍绝大多数是整理本，从那时起就对从事古籍整理的前辈学者充满了崇敬和感恩之情。”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的李明阳深知自己的责任，“古籍整理，让那些经过时间淘洗、流传了千百年的文献，得以在当代得到传承；我们的审校，可以让这些文献少一些讹误，让读者更接近传统文化的原貌。”

进入角色

    对于古籍整理来说，众包、在线审校，都是新鲜的尝试。不过，对于这群80后、90后审校者来说，在网上整理古籍，就像在网上聊天、听歌、点餐一样自然。他们很快进入了角色。

    《续编》的审校任务在古籍整理工作平台上发布，每种典籍就是一个任务包。体量大的，如《法华经玄赞要集》有120多万字；体量小的，像《华严经心陀罗尼》只有百余字。审校者根据自身情况申领任务，进行审校。

    “一开始，也就是看看稿子，没什么特别的。后来，遇到一些有疑问的书稿，我能用自己的学术积累纠正其中的差错，那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刻。”在最平顺的情况下，方思圆一小时能审校一两万字的书稿，但也有为了辨别两个字的是非，考证一小时的情况，“像我审校的《乌刍涩明王仪轨梵字》，是一种梵文文献，没有汉语意译。审校这篇3722字的书稿，不仅要理解全篇文意，我还会参考其他梵文典籍材料，一共花了4个多小时，稿酬其实只有18块钱。对我来说，这是在解决一个学术问题，而与经济上的回报无关。”

    “审校工作看似简单，但只有责任心是不够的，还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比如对异体字的熟悉，对佛教词汇的掌握，对梵文、巴利文的识别，稍有不慎，就会看走眼。”随着审校工作的深入，连勇越来越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不怕不懂，只怕不问。借助网络和审校工作群的讨论，不仅解决了一些难题，我对古籍的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

    “通过网络招募的《续编》审校人员，发现了书稿中的不少问题。”分管《续编》行政事务的副主编张新鹰介绍，《续编》的编纂倾注了全国200多位专家学者的心血。任继愈先生在世时，亲自为点校者借阅底本，审阅书稿；从2010年到2017年，常务副主编杜继文先生每年都组织召开编纂工作会议，讨论整理工作的各种问题，但毕竟书稿内容广博、数量庞大，整理团队分散各地，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中华书局把审校中发现的一些疑难问题反馈给编委会，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些问题还在讨论之中。从反馈的问题来看，这些审校者是具备专业水准的。据出版社预估，按照目前的进度，年底推出首批图书、2019年基本完成全书出版，应该不成问题。”

步入“3.0时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的整理方法颇为传统：学者集中于北京图书馆，“各持一本，一人读诵”，随读随记下不同版本间的异同，汇总成校勘记，附于卷后。由于该书以国图馆藏孤本《赵城金藏》为基础，影印是最为理想的出版方式。

    进入21世纪，电脑普及。尽管《续编·甲部》的体量是此前的两倍，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学者们决定采用标点、排印的方式整理出版此书。

    2018年，为了保证《续编》按期出版，中华书局引入了在线审校的众包模式，《续编》有望以纸书和电子数据库两种形式呈现给读者。

    在顾青看来，编纂《中华大藏经》的30余年，恰好经历了古籍整理出版从纸到纸的“1.0时代”、从电脑到纸书的“2.0时代”，最终迎来了线上整理和全媒体出版的“3.0时代”。而《续编》审校，只是“3.0时代”的一个开端，未来，古籍整理出版的全部流程都可以实现平台化。

    中华书局正在建设的这个古籍整理工作平台，如果全部功能投入使用，古籍整理出版的流程将大为改观：整理一部古籍，编辑首先扫描底本，系统进行自动文字识别，经人工检查后，将准确的电子文本上传至平台；编辑把电子文本分割成若干任务包，在平台上发布；整理者申领任务，利用平台提供的自动校勘、标点系统，初步整理后，人工修正错误并提交稿件；最后，编辑在线审稿、加工，实现网络出版、纸质出版。

    平台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是否会降低古籍整理的质量？顾青表示，在古籍整理领域，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全代替人的工作，每个环节都需要进行人工干预，而只要做好前期的体例设计、后期的审核，完全可以编辑出符合古籍整理质量要求的出版物。

    “在《续编》的审校过程中，平台会标记我们审校者的修改记录，然后由佛教文献编辑、新媒体编辑、技术编辑组成的审核团队，会对审校稿进行审核。从理论上讲，只要审核环节严格把关，古籍整理的质量就不会下降。”李明阳认为，“众包”减轻了专业编辑、校对的工作压力，能让他们有更多精力处理疑难问题。

    不过，顾青也意识到，通过网络招募的古籍整理者，水平往往参差不齐，今后将通过培训让更多传统文化爱好者熟悉古籍整理工作，进而培养一支线上古籍整理、古籍校对队伍。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