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原朗的诗学观

    松原朗是一位当代中国古典诗学研究成就较为突出的汉学家，主要著作有《唐诗之旅——长江编》《中国离别诗的形成》《汉诗事典》等。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诗歌形成与演变发展规律的研究，尤其在文学与社会历史关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跳出了传统诗学研究的窠臼而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

    流派新说——全新的视角。流派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八体说”是对文章风格较为系统的分类。韩愈曾在《荐士》诗中首次将“派别”的观念用于文学评论：“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晚唐诗人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首次明确地对诗人进行流派划分。传统流派划分依据包括时代、作者、题材、体裁等多方面的因素。松原朗在《汉诗流派》中提出，流派作为一种群体文化的外在体现，是诗人们于长期的写作实践中，由于思想感情、审美趣味、文学观念、创作主张、取材范围、表现形式等方面相近，形成共同的“作法”，也就是创作技巧。这种“作法”并不仅仅指韵脚和平仄，还包括从主题的设定到题材的选择等诸多因素。中国传统诗歌可以分成“主题”流派、“时令”流派、“意象”流派。

    松原朗的诗歌流派观明显带有日本重自然名物的特点，这与日本传统教育中重视自然知识的理念密切相关。江户时代的儒学者细井徇和细井东阳就出版了一套博物学书籍《诗经名物图解》。松原朗也认为，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流派起源于三千年前的《诗经》，森罗万象的大千世界成为诗人描写的对象，一些植物、动物、天文、气象、地理等都作为意象固定下来，因此，可以依据草木、鸟兽鱼虫、天文、气象、地理来划分诗歌的“意象”流派。比如松柏，一种绿色常青植物象征着坚定的信念、高洁的情操和生命的永恒，逐渐形成了“松柏”意象流派。如王维的《新秦郡松树歌》、杜甫的《蜀相》都属于这一流派。

    中国古代诗歌流派的划分或以地域为中心，或以风格为中心，或以文学观念为中心。松原朗则开创了以“作法”为中心的流派划分法，其划分依据迥异于通常意义上的艺术风格与审美取向，打破了传统的流派观念，成为其诗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

    诗歌政治——士人的情怀。松原朗认为，汉诗与政治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政治抒情性。这是由于中国文人具有强烈的仕途情怀，且文学创作也大都为官僚士大夫阶层所垄断。日本文学虽深受汉诗的影响，平安时期的官僚也从事文学创作，但其诗歌鲜有政治因素，皆因创作者认为“文学中不掺杂政治是一种风流”。因此，日本诗歌并未向着政治抒情诗方向发展，而是兴起了重在抒发个人情怀的“和歌”。

    松原朗分析，中国传统诗歌自《诗经》伊始，政治抒情性就十分浓郁。《诗经》中的比、兴就有美刺、讽喻的批判精神。如《硕鼠》一诗就鲜明表达了对统治者不劳而获与贪得无厌的憎恨。汉乐府继承了《诗经》的政治抒情性，采集的民谣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松原朗称之为“古乐府”。的确，汉乐府歌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妇病行》《孤儿行》等作品反映的都是底层百姓的疾苦。建安文学是中国政治抒情诗的一个分水岭。曹操不再采用《诗经》中惯用的“讽喻”手法，而是以一个当权者姿态把文学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直接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气势雄浑，将文学的政治批判批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短歌行》描绘了汉末的战乱和人生无常，以慷慨沉雄的笔调抒写了诗人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曹丕直接受到曹操的影响，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二人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成为后世政治抒情诗的典范，松原朗称其为“拟古乐府”。唐代中期出现了“新题乐府”，对古乐府的题目做改动形成新题。唐代的《塞上曲》《塞下曲》，便是由汉乐府中《入塞曲》《出塞曲》演化而来。“新题乐府”的先驱是杜甫，《三吏三别》《兵车行》等作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中唐后期以白居易、元稹等为代表的诗人发起了新乐府运动，继承《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强调以自创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新乐府”的特点是掺杂了个人的生活体验，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士人情怀显露无遗。

    松原朗抓住士人情怀这一特点对传统诗歌创作与政治抒情的关系进行梳理，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其发展脉络，但对典型的政治抒情诗——楚辞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同时，松原朗是从个人政治主张的表达角度来分析诗歌的政治抒情性，并未认识到中国文人的士人情怀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家国天下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意境开拓——汉语的自我修正。松原朗提出，汉语比较“强”“硬”，表达情绪类的词语较少。汉语绵延发展了几千年，历经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地域差异，去异存同后具有言简意赅的特点。汉语表达情绪多用名词，然后以动词和形容词连接，这样诗歌在抒发感情、营造意境时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如何解决汉语的抒情性，使诗歌富于余韵，是中国诗人面临的一个课题。

    从词语角度对诗歌的意境进行开拓，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汉赋极尽铺陈之能事，虽然使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但词语仍以名词为主，导致文学抒情性较差。后继诗人仍以名词传递情绪，表达意境。如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其中“流”“正绝”“孤屿”“云”“日”“空水”等均属于名词，诗人选取这些可感的外物，来表达山水间的神秘气氛。陶渊明在诗歌意境的开拓、表达余韵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饮酒》一诗中，除了以“菊”“东篱”“南山”“山气”“日夕”“飞鸟”等名词来表现意境之外，还有两句诗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言”已不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情景交融也是开拓意境、增强余韵的努力方向。早在南朝时，刘勰就进行了文学技法的相关探索。《文心雕龙·隐秀》中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中唐时期“意境”这个词正式登上了文学的舞台。刘禹锡提出“定而得境”“境生象外”。唐末的司空图又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进一步开拓了意境理论。直到清代的王士祯提出“神韵说”，才真正解决了诗歌意境营造的难题。他在《香祖笔记》中说：“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在松原朗看来，“意境”是对汉语抒情性不足的有效补充，应将其作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高度重视。

    作为一名日本汉学家，松原朗对中国诗歌的研究切入点小而挖掘益深，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虽然其诗学主张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其治学思路对国内研究者仍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意义。

    （作者：张进红，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