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性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双重操控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讨论，资本批判成为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更为直接的关联。只是随着资本形态的不断演进，资本批判的路径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对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构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早期形态。这一形态或可称为对实体性资本的批判，以对应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虚拟性资本的批判。当代激进左翼思潮代表人物、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货币的幽灵化”的概念，意即随着西方金融业的普遍化发展，实体性货币正处于消逝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则是资本形态的变化。

    时至今日，随着西方虚拟资本日益呈现为资本运行的普遍化方式，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进行批判的同时，展开了对资本外在运行方式的反思。

    在资本运行的逻辑链条中，新自由主义可看作是其较为晚近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反对一切对市场的干预，将自由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资本主义从“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转向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美国的大卫·哈维和艾伦·伍德都将之视为资本主义走向新帝国主义的表现。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雅克·比岱则提出了三元化社会交往的拓扑结构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资本运行逻辑。在他看来，包括“市场中介”在内的“直接交往”与“组织中介”所构筑的三元结构模式，才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完整架构。市场只是作为财产资本得以发挥效用的一个层面；在组织层面，能力资本作为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本要素影响了组织中介的结构模式。而当代资本的运行逻辑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市场，先于市场的组织化过程将越来越强大地发挥作用。与这一资本运行逻辑相对应的是，大众阶级与精英阶级之间正以组织化的方式来对抗以市场为中介的资本家阶级。在此，比岱已经发现了大众阶级由于工作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联合方式的变化，即逐渐摆脱了机器大生产时代工人阶级较为紧密的联合方式，而转为由其相对松散而灵活的工作时间与空间决定的松散而灵活的联合方式。当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之间的界限在资本普遍化时代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阶级的联合和斗争注定要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所说的那样，当你坐在星巴克中工作的时候，剥削不是消逝了，而是更加强化了。

    但不管是大卫·哈维、雅克·比岱抑或是奈格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仍注重于对资本内在运行逻辑的分析，即集中于对资本的实体化生产方式的讨论。意大利自治学派的哈特、奈格里、维尔诺等人基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机器篇”提出了“一般智力”的概念，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到了一种所谓认知资本主义的时代，非物质生产占据生产的主导。所谓非物质生产并非意味着对非实体之物如精神产品或虚拟产品的生产，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在其中，人被卷入到一个巨大的社会机器当中，成为这部机器的零部件。支持这部机器运行的正是一般智力，它是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智力，它是由汇聚起来的认识、技术和知识创造出来的，它会强制性地让人们屈服于它。可以说，哈特、奈格里等人已触及到了资本主义最新的运行方式，指出新的资本运行方式正在产生新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放模式：当资本主义社会借助于一般智力的组织化模式来进行生产的时候，它不仅生产出被资本压迫的劳动者，同时还生产出了对抗资本所构筑的权力关系的反抗者。一般智力所激活的不仅是资本的拓展，同时还是共同的语言、思维方式的建构，能够对抗资本权力机制的人的特有的欲望机制也在其中生产出来。

    然而，哈特与奈格里等囿于固有的实体性资本逻辑的分析框架，没有展开对虚拟资本运行方式的分析。

    这一工作伴随着平台经济的普遍化，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视野中。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尼克·斯尔尼塞克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给出了平台经济的界定：“什么是平台？在最一般的层次上，平台是数字的基础设施，它可以让两个或更多的群组发生互动。”它的典型代表正是深度影响人们生活的西方世界级网络平台，诸如Google、Facebook、Amazon等，其所辐射的层面已经拓展到了人的衣食住行。就其根本而言，平台经济只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并不天然带有资本运作，但由于资本的渗入，即对于剩余价值的不懈追求使得平台经济直接成了数据资本主义的孵化器。它不仅带来新的资本运行方式，而且带来新的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存在样态。而这恰是作为左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关注的两个方面。

    斯尔尼塞克敏锐地指出前一点：“这些平台的地位尽管是中介，但它们不仅获得了海量的数据，而且控制和监控着游戏规则。”在西方，数据正在成为一种具有直接增殖能力的资本，它是超越国界控制人的生活之方方面面的“看不见的手”。它成了国家与市场诸多决策的可靠依据，而同时人也正在变成仅依靠数据来加以描述和分析的“数据-人”。离开了对数据的分析和讨论，人在网络所构筑的虚拟空间中几乎无法获得存在的合法性。换言之，在西方，今天人不仅在自己的工作时间内、工作场所中被剥削，同时在每一天的出行、购买、吃饭、旅行等各种私人化的活动中被剥削，如果说前一种剥削直接生产剩余价值，后一种剥削则借助于个人在各色平台上所产生的数据间接地产生剩余价值。如果说在传统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个人仅仅受到实体性资本的操控，那么今天，西方民众正在被实体性资本与虚拟资本（也即“数据-资本”）进行双重操控。

    面对资本的这一新的运行方式，新一代的数据资本主义的分析者们认识到，资本作为永远追求剩余价值的货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今天对于资本的批判和分析，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一需要不断增殖的资本，究竟以何种方式来运行。特别是，被压迫的人们如何从中获得解放的可能。就这一点而言，着力于分析数据资本主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们都现实地指出，反抗资本的方式正是在资本自身的运行方式之中。

    （作者：夏莹，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