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技艺：在有限中探究无限

    【读书者说】

    历史学家的技艺，就在于用有限的史料探究无限的历史。无论是“知其然”的场景复原，还是“知其所以然”的现象解释，史料都是历史研究的源头。尤其是百年来陆续现世的出土文献，虽是吉光片羽，却映射出大唐帝国乃至整个中古世界的诸相。陈寅恪在1930年提出的“预流”之说，就是讲一个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史料与新问题。今日，除了依旧延续生命力的敦煌文书，源源涌现的吐鲁番文书与墓志，成为带动中古史学术潮流的新史料。然而，出土文献研究，若是太过局限于文献本身，一不小心就会有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之感。最激动人心的成果，在于自出土文献的光影中发现社会国家运行的节律，从而看到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孟宪实先生的《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利用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和石刻文献，深入探讨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异彩纷呈，正是这种激动人心的著述。

丝路的缩影

    翻开这本书，读者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吐鲁番的偏爱。正如本书的序言所说，他的学术之旅始自吐鲁番学。这条研究之路一直延续至今。序言中洋溢着他对吐鲁番的学术感情：“同时期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地域可以跟吐鲁番媲美，因为没有提供那么多的新史料。”这些写本文书“十分偶然地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生活图景的桥梁”，“问题如同大海的波浪，一层推着一层，引我们走向那浩瀚缥缈的历史深处”。

    本书的过人之处，在于抓住了这些残破的吐鲁番文书的灵魂，找到连接文书与历史的通道，用碎片化的出土文献复原那些隐秘的历史场景。《吐鲁番新出一组北凉文书的初步研究》便是从一组拆自纸鞋的文书入手，发现了其中反映的紧张军事态势，抽丝剥茧地复原出流亡到高昌的北凉沮渠氏政权的历史。《北凉高昌初期内争索隐》追踪著名高僧法进其人其事，发现法进深深地卷入了北凉高昌政权的内部权力斗争，他的自杀也是内争的一部分。在法进的背后，战争、迁徙、政变与饥饿被一一呈现出来。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大历史波动下，边疆小朝廷的种种人间悲喜剧。

    吐鲁番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孔道，在古代中外交通、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十六国、北朝时期吐鲁番地方的丝织业及相关问题》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发现北凉高昌时期当地有大规模的丝绸生产，麴氏高昌国中后期来自波斯的银币和来自中原的丝织品打击了当地丝织业；而在唐朝建立西州后，当地人已大量使用桑木作房屋的椽子。《绁布与丝绸》则说明西州时期这一地区已不再是主要丝绸产地，取而代之的是棉纺织业勃兴。吐鲁番一地的丝织业兴衰，也就成了整个丝绸之路贸易盛衰的缩影。

帝国的节律

    在孟宪实的理念中，边疆并不是遥远的蛮荒之地，而是与帝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一部分。例如在唐朝辽阔的疆域内，拥有不同习俗的地方百姓，却要按照国家统一的历日生活。这就是帝国的节律。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社会图景和制度因素，实际上是整个唐帝国面貌的缩影。这同时也使唐朝的西北边疆在今日的研究视野中具有了中心的地位。本书便力图建立起从边疆延伸到中央的通道，把握住帝国的节律。

    祥瑞制度就是一种特殊的朝廷与地方的互动。关于祥瑞的一组文章利用敦煌文书回到第一现场，展现了武则天时期祥瑞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的场景，以及这背后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还有随之而来的批判。更有趣味的是，《沙州祥瑞与沙州地方政治》发现当朝廷有祥瑞的政治需求时，沙州刺史与地方大族积极配合，又带入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是一个关于制造祥瑞的政治游戏，各方共同推动，各取所需。

    户籍是唐朝控制人口和土地的关键手段，检括隐匿与逃亡户口的括户政策是其补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展现了地方户籍制度的实态以及地方官府对于括户的态度，《宇文融括户与唐代的财政使职》即是借此论证了长安三年（703年）括户对于唐代制度变革的深远影响。关于唐代僧籍和寺院手实的一组文章，则是从整理吐鲁番新出土文书入手，进一步将问题引入到整个唐朝的佛教管理的范畴，发现唐代的佛教存在管理上的臣民化，可以说在佛教思想实现中国化之前，佛教的管理就已经先行完成了中国化。

    《国法与乡法》是在敦煌吐鲁番出土契约中，发现国家法律与民间传统的互动。由这一奇妙的社会图景出发，可以找出一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这就是透过碎片化的文书看到帝国的倒影。

历史的拼图

    与来自地方和基层的出土文书不同，墓志的志主人很多是身在两京的权贵，利用这些墓志更容易钩沉出政治史画面。从家喻户晓的《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到《唐高宗的真相》，孟宪实已然构建起关于唐代前期政治史的完整叙事体系。所以我们看到本书中的墓志个案研究，就像一个个精美的拼图，可以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一幅马赛克壁画上，勾连起整幅画面，又使其更加丰满。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关怀，书中的墓志研究更关注被卷入重要事件中的人物，通过墓志的线索来揭开隐秘的历史真相。

    张弼虽然是小人物，但是他却与玄武门事变后的政治斗争相关。孟宪实对于《张弼墓志》的研究即巧妙地透过他的经历，折射出唐太宗对待李建成手下东宫旧僚的复杂态度。吴王李恪与安乐公主都是宫廷政治的中心人物，书中对于他们二人墓志的研究又各有发明，揭示了房遗爱案罗织李恪的来龙去脉，以及安乐公主并非因皇太女事谋害中宗的事实。关于上官仪的研究，更是通过备受关注的《上官婉儿墓志》引出上官仪卷入废后风波的始末。由此也为这些波诡云谲的唐代政治事件理清了思路。

    历史研究是思想者的乐园。有的人总是追问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于善于思考的人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读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就像是一场精彩的旅行。《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透过出土文献的光影，为我们展现了大唐帝国的宏大图景，令人心驰神往。就像书中序言所写：“总强调研究多么枯燥与艰苦，这样的时代应该已经远去了吧。”

    （作者：刘子凡，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