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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11日 星期五

    江春入旧年

    ——嵇康与广陵

    作者:李舫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11日 13版)

        打铁谋生的嵇康。此图出自《於越先贤传》。

        扬州广陵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局部),从左至右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阮咸、刘伶。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

    ——《晋书·嵇康传》

    广陵绝响

        从这场酒席中散去,微醺的中散大夫嵇康匆匆赶去另一场酒会。

        在竹林间舒展广袖,狂舞长啸,清峻的嵇康想象自己是一只孤绝、清瘦的飞鸟,在寂寥的高空中不知疲倦地翱翔,俯瞰浩瀚的林海,俯瞰浩瀚的南中国。

        夜的精魂不停地缠绵,不倦地周旋。

        时而飞,时而停,时而高蹈轻扬,时而缱绻低回,中散大夫携琴自问——是否还记得曾经嬉戏的洛西、曾经夜宿的月华亭?是否还记得绵密无寝长夜漫漫、起坐抚弦遂成新曲?雅乐新成,纷披灿烂,戈矛纵横,惊天动地,嵇康谓之《广陵散》。

        时光,如水波般流动。天池辽阔谁相待,日日虚乘九万风——端的是似水流年啊!

        这是中国文化最浪漫深情的一刻,也是中国历史最波诡云谲的一页。嵇康像一只孑然独立的大鸟,与乌云一道在电闪雷鸣中穿梭。他龙章凤姿,不自藻饰;他悲愤幽咽,慨然不屈;他昂首嘶鸣,浩气当空;他弹琴咏诗,自足于怀。雷电为他的翅膀镶嵌了一道璀璨的金边,他踏着阵阵松涛,宛若深山中狂飙的雄鹰。

        嵇康,公元224年出生于魏国谯郡铚县,先祖本姓奚,会稽上虞人,为避世怨,迁徙于嵇山,置家于其侧,因而以“嵇”命为姓氏。嵇康年少才高,重思想,善谈理,懂音律,能属文,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正始末年,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肆意酣畅,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世谓“竹林七贤”。

        据史书记载,嵇康曾经在洛阳西边游玩,晚上夜宿华阳亭,引琴弹奏。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拜访,自称古人,他与嵇康一同谈论音律,辞致清辩,于是索琴而弹,声调美妙绝伦。他将这首乐曲传授给嵇康,并让嵇康起誓绝不传给他人,他亦不言其姓字。

        这就是传说中的《广陵散》。

        嵇康所作《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古时亦名《聂政刺韩王曲》。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听者如闻天籁。公元263年,嵇康为司马昭所害。刑场上,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司马昭不允。临刑前,嵇康无一丝伤感,从容不迫索琴弹奏,天籁般的曲调弥漫在刑场上空。嵇康弹罢,慨然叹惋:“世间从此再无《广陵散》!”

        叹罢,从容引首就戮。嵇康时年仅四十岁。《晋书》记载: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

        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文帝司马昭不久亦醒悟,然而,悔之晚矣。

        痛失的,岂止嵇康,更有广陵清音。天籁只能天上得,哪堪人间共此声?

        每读到此处,便无端地想起文天祥那首七律,其后四句云:

        生前已见夜叉面,

        死去只因菩萨心。

        万里风沙知己尽,

        谁人会得广陵音。

        二十八个字,痛彻心扉。

        后世,琴、曲皆失,《广陵散》再无知音。

    曲高和寡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欢聚,这是一个放浪不羁的时代。

        忧时悯乱、骏逸沉挚的阮籍,外柔内刚、淳深渊默的山涛,容貌丑陋、澹默寡言的刘伶,任性不羁、妙达八音的阮咸,清悟识远、狷介忠直的向秀,识鉴过人、谲诈多端的王戎,以及——永远不会缺席的嵇康。他们嗜酒如命,酣饮时烂醉如泥,清醒时装疯佯狂。

        这是一幅怎样汪洋恣肆的画卷?这是一种怎样心有灵犀的景象?春风荡漾,柳丝拂面,众人一起围坐,面对面痛饮。阮籍习武艺,能长啸,善弹琴,好为青白眼。遇见所谓“唯法是修,唯礼是克”的礼法之士,阮籍必以白眼对之。阮籍的母亲去世后,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因为嵇喜是在朝为官的礼法之士,于是阮籍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给了嵇喜一个大大的白眼。后来,嵇康带着酒、琴而来,阮籍马上便由白眼转为青眼。阮咸更是不拘小节,大瓮盛酒,与猪同饮。嵇康与向秀饮罢,便在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刘伶每饮必醉,常乘坐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左右顾盼,其妻劝止,刘伶大笑道:“死又何惧?死便埋我!”

        这是一场怎样没有休止的酒宴?这是一群怎样没有嫌隙的挚友?他们虽有满腹才华,空有满腔壮志,却错生在一个毫无光亮的时代。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既荒淫无度,又昏庸无能。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大肆诛杀异己。他们所看见的,是恐怖的屠杀、虚伪的礼法。他们不满司马氏的所作所为,更不愿依附司马氏。他们崇尚老庄的自然无为,蔑弃礼法规则。他们是嵇康真正的知音,是他的听众、他的读者,无论微醺,还是酩酊。

        有学者将这个时代称为“世说新语”时代。我们不妨用四个词来概括那个时代:玄幻、谋篡、战乱、黑暗;也不妨用四个词来概括他们的心绪:哀伤、苦闷、恐惧、绝望。

        这是何等的玄幻、谋篡、战乱、黑暗?这是何等的哀伤、苦闷、恐惧、绝望?走出竹林,便是无尽的长夜;放下酒盏,便是亘古的空虚。他们紧紧地帖服着大地,紧紧地簇拥在一起,像凛冽寒风中残存的雏鸟——覆巢之下,其能幸哉?

        万里风沙知己尽,谁人会得广陵音?

        嵇康一生放荡作文,桀骜为人。他的诗歌存世仅五十余首,后世却评价极高,赞叹其诗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之语。他的文论存世六七万字之多,句句隽永,字字珠玑。读嵇康的《琴赋》,眼前不时闪回这位执着于精神自由、终日与琴为友的士子形象:

        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原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

        嵇康以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而操琴之德,何尝不是为人之德?在《琴赋》文末的“乱”段,嵇康咏叹琴的和悦之德,无法探其深广;体味琴的清明之体,无法知其旷远;感慨琴的高邈之美,无法遇其企及;倾听琴的优良之质,无法得其驾驭;惋惜琴的至性至情,堪称群乐之首,可惜知音者渺邈。而这些,何尝不是以琴寓世、以琴喻人?

        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

        嵇康文章,多为论说,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他曾做《声无哀乐论》,针对儒家的“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旗帜鲜明地加以辩驳。他认为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哀乐是人们的精神被触动后产生的感情,两者并无因果关系,亦即“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心”和“声”,明明就是两种东西,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关系。

        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因事与名,物有其号。哭谓之哀,歌谓之乐。斯其大较也。

        嵇康为文,多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在《琴赋》中,他讲述琴的材质的生长环境、在能工巧匠手中的制作,随之写到琴音的优美典雅、变化无穷,盛赞琴的高尚和平、纯洁正直的品格。不论是琴音、琴思、琴德,还是叙事、写景、抒情,嵇康之文如同其人,笔势放纵,汪洋恣肆,辞采绚烂,让人无法不击节赞叹。

        正是在这篇赋中,嵇康曾以自己的喜好将古琴曲目排出顺序。他认为,首先无可争议的是《广陵》,接下来是《止息》《东武》《太山》,《飞龙》《鹿鸣》,《鹍鸡》《游弦》,他认为这几首古曲变换为不同的演奏方式,如果声色自然,流畅清楚美妙,都能消除烦躁情绪。后代变换的俗谣俗曲,当属汉末蔡邕创制的《蔡氏五弄》。接下来还有《王昭》《楚妃》《千里别鹤》。最后还有一时权宜之作,杂进俗曲,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浏览的琴曲。所以,所谓曲高和寡者,“然非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恡;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

        嵇康道德文章影响深远,清代何焯感喟:“叔夜千古人,此赋亦千古文。读此赋,如闻鸾凤之音于云霄缥缈之际。”

    竹林七贤

        嵇康,身长八尺,容止出众。

        这样一位翩翩公子,加之满腹诗书,可谓器宇轩昂、玉树临风,简直是那个黯淡时代的华彩篇章。举目皆是战祸、离索、弥乱、凋敝、血腥、恐惧……可是,有什么能掩盖得住心中鼓荡的丰盈与骄傲?嵇康曾娶曹操曾孙女为妻,官拜曹魏中散大夫,从此与曹魏有了生死之缘分。也恰是因为他与曹魏的不离不弃,种下了他终于为钟会所构陷、为司马昭所杀害的祸根。

        说到嵇康桀骜不驯的性格、坎坷多舛的命运,不能不提“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以及嵇康写给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山涛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欲荐举嵇康代其原职。没想到,嵇康听到消息,勃然大怒,不仅在信中断然拒绝山涛的荐引,而且傲慢地申明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不可加以勉强,发誓从此与山涛断绝往来。

        在这封长信中,嵇康开篇毫不客气地说,我性格直爽,心胸狭窄,对很多事情绝不姑息(“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性情懒漫,筋骨迟钝,肌肉松弛,头发和脸经常一月或半月不洗,如不感到特别发闷发痒绝不愿意洗浴(“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好在朋友们都能够忍受他孤傲简慢的性情,背离礼法的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

        此后,嵇康以“七不堪”力陈拒绝山涛的理由:

        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

        嵇康在这封信的末尾义愤填膺地写道:“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也就是说,我与你并无深仇大恨,何苦为难我让我去做官呢?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也堪称竹林群贤的伯乐。他的风神气度,震撼了群贤。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大器量,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虽然山涛与嵇康情意甚笃,但是人生志趣未必相同,就在嵇康越来越放任自然之时,山涛却越来越彰显其入仕之心、治世之才、运筹之策、选人之能。他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山涛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他谨慎小心地接近权力,却又小心翼翼地回避权力。毫无疑问,纵然狂放如嵇康者,在道德品行上也是了解自己的朋友、信任自己的朋友的。他后来因得罪司马氏而被治罪,临死前对儿子嵇绍说的最后一句话便是:“有巨源在,你便不会孤独无靠了。”

        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师。司马师知道他的用意与抱负,便对他说:“吕望欲仕邪?”于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此后,嵇康与山涛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山涛一帆风顺,“货与帝王家”,征程万里无隔阻;嵇康绝尘而去,血染断头台,不做俗世一尘埃。

        因《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后人对山涛颇多鄙夷。嵇康是非分明,刚直峻急。而山涛则举事有度,量体裁衣,凡事不逾矩,不违俗。譬如他也饮酒,但有一定的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二十余年,他从未忘却旧友。

        嵇康为司马昭所杀,犹如一个暗夜炸开的信号,“竹林七贤”自此分崩离析,有人走向心怀汤火、足履薄冰的震颤,有人走向潇洒挥放、逶迤远行的傲然,有人走向穆如清风、冰清玉洁的旷达,有人走向质朴素真、恬淡自然的无为,有人走向哲思飞扬、才情盈溢的飘逸,有人走向有道言兴、无道默容的明哲保身。向秀悲恸不已,他写下千古绝唱《思旧赋》,怀念与老友同游山林的岁月: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在这篇赋的序中,追思与老友游宴欢饮的点点滴滴,向秀慨然叹息:“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

        斯人已去,足音跫然。

    烟花三月

        “聂政”曲何以名“广陵”?

        韩皋曾经给出一个颇为可信的理由:“扬州者,广陵故地,魏氏之季,毋丘俭辈皆都督扬州,为司马懿父子所杀。叔夜(嵇康)悲愤之怀,写之於琴,以名其曲、言魏之忠臣散殄於广陵也。盖避当时之祸,乃托於鬼神耳。”时运不济,遂以广陵言志。

        谁能想到,今日温婉可亲的扬州,竟然是昔日嵇康抚琴言志的广陵故地?

        虞渊未薄乎日暮,广陵终不绝人间。

        这是晚春的扬州,烟花三月的广陵雾雨还未飘远,时间却已行进至1700年后的今天,清朗的空气便开始讲述与昨天的记忆迥然不同的故事。林钟宫音,其意深远,音取宏厚,指取古劲,广陵余音绕梁,至今犹在耳畔,一支新曲俨然歌成。

        江水北去,淮河南来。

        这是一年里最欢腾、最茁壮的日子。大地上冰封的一切早已苏醒,暗夜里沉寂的一切正在绽放。被雾雨笼罩的广陵,繁花似锦,万马奔腾,举目皆是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

        风无边,水无界。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沟通江淮,成就了后世“烟花三月下扬州”。水,催生了扬州的数度繁华,也孕育了扬州的悠久文明。站在江都水利枢纽的高台上,荡胸顿生层云。过去的岁月气势磅礴,如水波般一泻千里,雄伟壮观,恍若嵇康的广陵绝响。

        扬州盐商富甲天下,留下了美轮美奂的园林、婀娜多姿的景致、穷奢极欲的宅邸。清代戏曲家李斗在其笔记集《扬州画舫录》曾写道:“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而今,这些园林、亭台、宅邸,已成为扬州璀璨多姿的文化景观。当年的广陵,走过无数风雷激荡的岁月,在万千气象、日新月异的今天,正在由古老的遗存,蝉蜕为羽化的新生。

        古城里,举步皆是脊角高翘的屋顶、风韵痴绝的门楼,直露中有迂回,舒缓处有起伏;古巷曲折蜿蜒,巷子里的茶楼和酒肆藏而不露,每每寻到,便是无边的惊喜,让人回味无穷。瘦西湖上,五亭桥造型秀美,富丽堂皇,如同湖的一束玉带。传说这是清扬州两淮盐运使为了迎接乾隆南巡,特雇请能工巧匠设计建造的。桥上雕栏玉砌,彩绘藻井;桥下四翼分列,十五个卷洞彼此相通。每当皓月当空,各洞衔月,金色荡漾,众月争辉,倒挂湖中,不可捉摸。“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的诗句恍若与月色一道,铺满了银色的水面。

    世说新语

        这是中国历史一段波诡云谲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史家惯于从建安元年(196年)开始计算,到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统一中国为止,前后共约400年。

        漫长4个世纪,无疑是中华民族家国分裂、政治动荡、战火频仍、割据政权林立的时代。这期间,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500余次,先后建立35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只有西晋实现过短短37年的统一,其余皆处于分裂状态,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秦汉以来的物质积累被糟蹋殆尽,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五胡乱华……天灾人祸,生灵涂炭,国家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

        然而,若论在中国历史上的风采独具、文采焕然,无出魏晋南北朝其右。一方面,社会生活空前动荡与纷乱;一方面,文学创作空前发展与繁荣。这是士人思想最活跃、精神最自由、个性最张扬、行为最放纵的时代,这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时代。

        这是一个“世说新语”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天下规则散尽,斯文扫地。在这样一个时代,不难理解,何以武好法术,文慕通达;何以天下之士,不循前轨。

        遗憾的是,旷世之才如嵇康,也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时代的夹缝中求生。

        “爱有大而必失,恶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故前识所不用心,而圣人罕言焉,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亦贤俊之所宜废乎?”这是陆机在《吊魏武帝文》写到曹操临终吩咐后事时的描述,惋惜一代明主的远行,笔笔顿挫,气势畅达。这还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壮怀千里的曹操吗?这还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运筹帷幄的曹操吗?这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永不言败的曹操吗?这是与嵇康有着千丝万缕牵挂的曹魏,是一个大时代拉开华幕的序曲。然而,落花流水终去也,英雄暮年,恰如一个时代的谢幕,端的是有着说不尽的凄凉和沧桑。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让我们重新回到1700年前的历史现场,清点烽烟凉尽的烟火,收殓岁月老去的残骸。这是景元二年(261年),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两年后,他为司马氏所杀。有心者也许会留意,会在青灯黄卷中翻到曾经被我们忽视的片段,以及这些片段中的丝丝缕缕——半个世纪之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下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千古绝唱;在《与王朗书》中写道:“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王粲在《登楼赋》中写下了“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半个世纪后,在匈奴的进逼中,洛阳失守,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这场战争中,匈奴长驱直下,很快便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乱大灾难大纷争就这样开始了,中华民族陷入漫漫寒夜。史官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写道:“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最终“脱耒为兵,裂裳为旗,非战国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邻国之势也。然而成败异效,扰天下如驱群羊,举二都如拾遗芥,将相王侯连头受戮,乞为奴仆,而犹不获,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岂不哀哉?”国家顺乎天命方可兴盛,顺乎民意方可和谐,以礼仪教化百姓方可建立纲常,国家基础宽厚方难以颠覆。正如树木根深叶茂则难以拔掉,政教有条有理则国家不乱,法纪牢靠周密则社会安定。如此者,方为治国之策,立国之本。

        前后不过百年,世事更迭如斯。不变的,是士子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道义文章。

        (作者:李舫,系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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