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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06日 星期日

    运河千秋:汴河对古代开封城的影响

    作者:刘春迎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06日 06版)

        刘春迎 1967年生。1989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历任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开封市文物局局长等职,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大学中原考古研究所所长、河南大学宋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出版《北宋东京城研究》《考古开封》《揭秘开封城下城》等学术专著多部。

        游客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游玩。新华社发

        河南开封博物馆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复制品)局部。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一位市民在北京故宫参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新华社发

        河南开封“城摞城”新郑门遗址考古发掘现场(2017年摄)。新华社发

        市民游客在河南省开封市龙亭景区参观游览。新华社发

    演讲人:刘春迎 演讲地点:河南博物院 时间:二〇一八年三月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述一条河与一座城的历史姻缘,这就是汴河与开封。

        从历史角度来说,古代开封是一个和运河特别有缘的城市。公元前365年,魏惠王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并在此开凿了开封城市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鸿沟,把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连接起来,使千里中原变成水陆通道,促进了大梁乃至魏国的繁荣,掀开了开封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页光辉篇章。不过,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派大将王贲引军攻魏,“引(黄)河(鸿)沟灌大梁”,大梁城遂在滔滔黄水中化为废墟。

        秦灭魏后,大梁城由于大水淹没和战火毁坏,名城大都的繁荣景象变成了满目凄凉,城市地位急剧下降,开封地区也由此进入了长期衰沉期。

    隋唐大运河:开封复兴之匙

        开封的再次复兴始于隋炀帝时期大运河的开通。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炀帝继位后,于公元605至610年间,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全长4000余里,成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运河中段通济渠因为是利用古代汴水改造而来,亦称汴渠,它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是运河最主要的河段。“汴渠,在县(指浚仪县,秦、汉、南北朝时开封名称)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莨荡渠……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开封在隋代又称汴州,坐落在汴河北岸,系隋王朝东都洛阳与西都西安沟通江淮的东大门,就是因为汴河的缘故,当时的汴州很快成了南北物资的汇聚之地,进而驶入了城市发展的快车道。

        进入初唐,通济渠更名广济渠,开封一带仍称汴河,系南来北往商旅漕船的必经之地,“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汴河日益成为大唐王朝的生命航线。唐代的开封仍居汴河要冲,“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交通枢纽地位愈加凸显,城市日趋兴旺,被誉为大唐王朝的“王室藩屏”,是两京之外规模最大的城池,也是文人墨客的趋游之地。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曾相邀同游汴州,在汴又恰逢高适,三人结伴游览,同登开封吹台,怀古赋诗,成为一时盛事,更成了千古佳话。《新唐书·杜甫传》对此记载曰:“甫少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时任汴州刺史的李勉组织扩筑汴州城,把汴河圈入了城内,此举对开封的经济发展和商贸繁荣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运河和开封城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唐代诗人王建在《汴州纪事》一诗中曾这样写道:“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诗中的“津桥”即指汴河上的州桥,位于当时汴州城的正中心,这首诗描写的正是州桥附近的汴河两岸商业贸易一派繁荣景象。

    汴河与开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历数秦、汉、隋、唐等代,我国封建社会的都城选址,长期都在关中地区的西安和伊洛地区的洛阳之间徘徊。但是自从唐代“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随着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向江南转移幅度加大,已经逐渐形成了“军国费用,取资江淮”“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经济新局面。大运河沟通南北之后,西安、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优势地位,日益受到运河沿岸都市经济优势地位的冲击。而地处运河要冲的汴州,借助自身的漕运枢纽地位,最终得以取代西安和洛阳,成了后续的五代各王朝、北宋以及金的定都之地。

        汴河漕运的便利决定了开封成为五代、北宋统治者择都的首选之地。自东南沿海至开封,皆一马平川,江南物资通过运河到开封相对方便,而自开封以西至洛阳、西安等地,则由于地势问题渐趋丘陵和山区,海拔落差陡增,漕运船只西行需要穿山越岭、逆流而上,辗转而至,难度自然加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以东京(开封)城内的相国寺桥为界,以东汴河上的桥梁皆如《清明上河图》所绘“虹桥”之制,形似飞虹,单孔无柱,可通大型舟楫,而自相国寺桥以西如州桥等则均为平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在开封境内的东西差别都如此巨大,整个漕运向西的运力自然大打折扣。正因如此,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才选择在开封称帝建梁(史称后梁),使开封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古代都城“东渐北移”的一个重要节点。后晋石敬瑭天福元年(公元936年)虽复选洛阳为都,但再三对比洛阳与开封两地利弊后,于次年便诏令迁都汴州,在迁都前后的两封诏书中,均强调“今夷门重地,梁苑雄藩,水陆交通,舟车必集”“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厢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可见后晋迁都汴州的原因之中,汴河因素仍居首位。后周时期汴州作为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世宗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重新规划、扩建了东京外城,为北宋在开封的定都奠定了坚实基础。北宋时期“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东京城之所以能成为“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更是与汴河漕运休戚相关。正如时人所谓:“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

        北宋灭亡后,受战火影响,汴河作用大减。经过靖康年间,“汴河上游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后来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汴河从此被双方分占。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为了“务要不通敌船”,下令开决汴河,并烧毁所流经地区的汴河诸堰。随着汴河的断流和废弃,金代之后,开封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其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彻底终结。

        如此算来,有“八朝古都”之称的开封,其中有六朝是伴着唐宋时期大运河的通畅而定都开封的。

    一条河带给一座城的革新

        我国古代的城市发展,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沿袭着坊(住宅区)与市(商业区)分设制度,这其中以唐代的长安城最为典型,当时的唐长安城,城内住宅区被25条纵横大街井然分割成整齐的110坊,坊四周筑高大围墙,坊门定时启闭,商业区只有东市和西市,由官方集中管理,其他地方则严禁市场交易。这样的坊市结构城市,在城市商品经济活跃的时期,活力自然受限。

        自唐代汴河被圈入开封城后,汴河对开封城市的剧烈的影响就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封城内的汴河水门、岸边、桥头等处很快就成为市场贸易的闹市之区。后世学者从唐王建“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刘禹锡“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等诗赋的描述中,均能发现当时商贸活动繁盛背后的运河因素。宋人释文莹《玉壶清话》记载,后周时期的东京城中已是“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大臣周景还在东京城内汴河岸边“起巨楼十二间……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

        北宋时期,东京城内汴河沿岸的商业气息更加浓郁,整个京城南半部尤其浓烈,汴河上的粮仓、码头、桥市、草市比比皆是,《清明上河图》中重笔描绘的许多馆驿、茶楼、酒肆,也均沿汴河岸边徐徐展开。在汤鼎笔下,桥市也较唐代更加喧闹,“桥头车马闹喧阗,桥下帆樯见画船。弦管隔花人似玉,楼台近水柳如烟”。《宋会要辑稿·食货志》描述东京城市场时还有“南河北市”一说,即指东京城南部的市场多集中在汴河沿岸。后来,东京城还逐渐形成了“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及人马车乘往来,兼损坏桥道”的局面,以至于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对市面严加整顿,“诏在京诸河桥上,不得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往”。东京城中由于汴河而出现的河市,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坊市壁垒,而且还突破了古代城市对时间的限制,例如位于东京城中心汴河岸边的州桥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传统坊市制度下古代城市中的“宵禁”制度已不见了踪影,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座著名的不夜城。

        总之,唐、宋之际的开封,先是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与市、河平行的商业街,并沿运河两岸而伸展,运河与平行的市街构成城市新的成长轴线。随着“街市”的发展和坊巷中商业交易的开展,逐渐形成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于是大街小巷的结构就代替过去“街坊”的结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隋、唐之际洛阳、西安城形成的那种规矩平整、结构严谨的封闭性坊市结构体系,延续到了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的东京城中,是被一条汴河逐渐冲开的。

    汴河虽逝 影响犹存

        从汴河被圈入汴州城之日起,汴河的特质就直接限制了城内主要街道的走向,界定了部分重要城门的位置,从而影响了汴州城的结构布局和方向。

        汴河是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非一般城市的景观河可比,唐代扩筑汴州城时,始将汴河包罗城中,筑城时必然会受到汴河的制约。汴河两岸的街道与运河平行,城的方向尤其是南北城墙的方向和运河方向一致,这样的布局结构才更加合理。此后,历代开封城或利用汴州城直接改造而成,或对其部分墙体向外拓展而成,或依此在其外围扩筑而成,可谓一脉相承,千年沿袭。近年来开封城和汴河故道的考古发现表明,唐汴州城之后的历代开封城均不是正方向,其南、北城墙约东偏南14度,这就是汴河的力量,这种走向与历史上开封城内的汴河的走向是完全一致的。

        汴河自金代断流,继而在明代被黄河泥沙堙塞淤平。但是,消逝的汴河仍旧对近、现代的开封城市发展具有影响力,只有在新城区建设后才逐渐摆脱汴河的“挟持”,重新恢复了北方地区平原城市坐北朝南、横平竖直的布局形态。而老城区因为受到开封城墙的限制和框定,其城市基本格局和街道走向仍然保持和延续着唐、宋时期运河城市的特点和遗风。特别是在开封“城摞城”历史现象的影响之下,消逝的汴河赋予开封的这些特点,较历史上其他的运河城市更加明显和突出。

        如今,在开封城区内外的地平线以上,人们再也看不到汴河的踪迹了,甚至生活在这座古城里的大多数人,恐怕也已经不知道唐宋时期的开封城曾经是一座典型的运河城市了。但是,汴河,这条早已在历史上消逝的古老运河,却依然和开封城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仍旧在开封地图上保留着自己的年代印记。比如唐、宋时期的州桥遗址,仍深埋在今开封城正中心的中山路之下;州桥遗址两侧汴河故道附近的街道,仍然保持着唐汴州城时期的位置和走向;甚至于今天开封城墙上的宋门、曹门和大梁门,其名称和位置也均源自唐汴州城。以上种种不是汴河却皆因汴河的历史遗存,连缀起来,能够让后世的我们,依稀可以一窥往昔汴河的繁盛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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