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山记》：精准扶贫的影像记录

    【文艺观潮】  

    2018年4月，一部以贵州省务川县精准扶贫工作为题材的纪录电影《出山记》悄然登陆全国院线。这部影片的导演焦波曾创作过《俺爹俺娘》和《乡村里的中国》等关注当代中国现实议题的成功作品。在这部98分钟的纪录电影的背后，是摄制团队在贵州大山深处300多天的长时段现场拍摄，以及积累下来的400多个小时的影像素材。焦波娴熟地运用纪实美学的方式，捕捉和呈现了大时代背景下真实的社会生活。

基层干部的崭新形象

    鲜活真实的人物是好故事的基础。《出山记》尤为成功的一点，恰恰是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大众媒介中很少出现的生动的基层干部形象。影片成功的人物塑造首先来自于对现实生活中众多人物的准确选择。据剧组成员介绍，在选题调研的阶段，摄制组原本希望选择镇党委书记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代表，但为了让人物和实际的扶贫工作与基层群众更加贴近，最终选择了带有浓厚的农民做派和底层气息的申修军。

    申修军的形象，和我们所熟悉的主流电影中的焦裕禄或孔繁森式的好干部，有很大的区别。他首先是一个平实普通的农村一线干部，每天身处各种烦琐的事务和纠缠中，既要贯彻扶贫政策，还要站在村民的角度上进行艰难的沟通。得益于申修军敢说敢做的直率泼辣，我们在影片中跟随他全心投入到调解家庭矛盾、修路拆迁和异地搬迁中。随着工作的推进和矛盾的升级，他不仅得罪了弟弟和妻子，没有达到贫困户条件的村民甚至将他打伤住院。影片通过直面矛盾的方式，将申修军优先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困境、只能依靠自己的办法去艰难应对。这种人物塑造的平实和鲜活，无疑更加适应当下的传播规律，也更能够得到主流观影群体的接受和共鸣。

    申修军毫无疑问代表了一大批我国当下的基层干部的形象，他们扎根乡土，深谙民情，兢兢业业地执行国家政策，用自己的情感和付出投入到一个个微小但重要的工作中。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工作既非令人瞩目的壮举，也不具有一锤定音的历史地位。但是，在积极面对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在中国社会管理的现代化需求逐渐提高的今天，正是这些基层干部的日日夜夜的平凡工作，理解和消化发展过程中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鼓励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认同，从而凝聚了脱贫和发展这个最大的公约数。

完整真实的扶贫过程

    由于影片的跟拍持续了300多天，拍摄强度极大，这换来了影片极其精彩的纪实性段落。这种精彩首先体现在对于扶贫工作及其对个人生活带来的影响的完整呈现上。虽然影片的主题是精准扶贫，但是从电影中可以看出，摄制组在实际拍摄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是三个主要人物和村民们的完整生活。这既包括了他们对于扶贫政策的了解和接受的过程，也包括了他们自己对于生产生活甚至是家庭关系的看法。可以说，纪实段落所组成的完整链条，是影片成功完成精准扶贫这一宏大主题的关键。

    泉里组的修路故事链条是完整纪实的一个典型代表。生活在这里的十几户村民并不愿意异地搬迁，他们希望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让公路修进这个悬崖村。影片不仅展示了修路决策和实施的过程，而且还跟拍了数次申学科背着老父亲下山看病的过程。这些生活场景不仅形象地交代了这个村民小组艰难的交通条件，还展现了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孝顺和亲情。这为申学科这一人物之后的一系列哪怕是过激的言语和行动，都奠定了可信的情感动机，成了这个角色能够被观众理解和接受的基础。在决定修路之后，申学科主动张罗村民们，寻找改善生活条件的方式。但意外的是，因为地形地貌的复杂，修路计划却在申学科买回羊群之后暂时停止了。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从而引出了村民和干部之间矛盾冲突的升级。影片正是在这样的完整纪实段落的基础上营造出了纪录片少见的戏剧性，将观众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在扶贫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这个悬念上。

    依靠扎实的纪实性段落对于社会生活的完整记录，影片突破了当下大众媒体中关于国家政策和建设成就宣传中的片面性问题。《出山记》并不回避矛盾，而是充分展现和尊重矛盾各方的想法和感受，追踪矛盾出现、僵持、解决的全过程。在这个基础上，影片很好地处理了所谓的“正面内容”和“负面内容”之间的关系，在矛盾解决的过程中展现问题的复杂和任务的艰巨，以及通过沟通、理解和认同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出山记》的成功表明了，只有真实完整地直面现实，展示出不同群体围绕特定矛盾的持续努力，才能够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当下国家建设所取得的可贵成就。正如一位新闻摄影师所说，真实，才是最好的宣传。

感人至深的真情流露

    在完整的故事链条之外，《出山记》还努力挖掘每一场戏内部的个体情感，展示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重视的情感成本，进而体现了对人民主体性的尊重。例如，在影片开场后不久，为了拓宽公路，六十多栋房屋面临拆迁。在挖掘机将房屋推倒的过程中，摄制组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位女性村民，给我们带来了一组震撼人心的镜头，这个女人坐在地上，倔强而悲伤地看向远方，他背后不远处，是被推倒的自家房屋。

    即使在戏剧性冲突很强的一系列场景中，现场拍摄的主创团队也不忘对于每个个体的关注，通过镜头探究他们的反应和内心想法。例如，乡党委书记带着申修军第一次去泉里组，村民围绕搬迁还是修路的方案和政府干部几乎闹翻。但就在这样一个火药味极浓的场景中，摄影师仍然捕捉到了泉里组不同村民的或迷茫，或愤慨，或悲伤的神态和表情，在专注于矛盾解决的故事链条中充分注意到了每个村民的在场和主体性。

    可以说，这些故事脉络之外的真情流露，在《出山记》中俯拾皆是，感人入心。影片不仅用完整生动的扶贫过程，而且更借助真实充分的个体情感，完成了对观众的打动。《出山记》在纪实美学方面的成功启发我们，不论是文艺创作，还是社会治理，都应当正视和承认利益诉求和主观感受的多样性。实际上，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对于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统一体的消解，对于个体的关注也并非一定是对于集体的弱化。正如生物学意义上食物链和遗传系统的多样性能够确保自然和物种的健康，只有充分关注个体情感的文艺作品才有广泛的感染力，进而凝聚多元一体的主流价值。

    （作者：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