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人文学的历史是一种必须

    【光明书话】

一场旷日持久的“两种文化论争”

    在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史上，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经常作为“两种文化论争”的肇始者而被人提及。1956年，斯诺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种文化》的文章，3年后，他进一步拓展和扩充了《两种文化》的思想。这样一来,斯诺至少成就了三件大事：1、发明了作为一个概念的“两种文化”——对应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学文化”和对应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文化”。2、阐述了现在众所周知为“斯诺命题”的问题，其核心是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3、引发了迄今最为旷日持久的一场“两种文化论争”，其影响远远胜过之前的类似或相同主题的论争，比如托马斯·赫胥黎和马修·阿诺德就科学与文化孰轻孰重展开的论战、1920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科玄之战”。

    随着斯诺的这场文化论争的持续开展,不但让人看到了其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兴起与发展、唯科学主义思潮在1860年代以降的盛行以及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给西方国家带来的震慑，但更为重要的是，让人认识到了“技术具有两面性：行善和威慑”，以及重大社会问题同时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因此，很多学者投入到了终止或平息两种文化论争的活动之中，致力于两种文化的整合：思想家理查德·罗蒂表达了科学与人文平权、以牺牲科学的优越性与地位实现科学向人文归化的愿景。

    不过，这些努力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数字人文学教授任博德看来，大多存在“历史虚无”的缺陷，较少考虑或经常忽视人文学科的历史，其结果是“‘两种文化论争’仅仅是过去50年的一种现象呢，还是始终存在？”所以，任博德在其力作《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以下简称《人文学的历史》）中主张，要从根本上平息“两种文化论争”或为之找到一种进路，书写人文学的历史是一种必须。

摒弃了孤立考察人文学历史的惯习

    《人文学的历史》最初是在2010年用荷兰语出版的，现已被译为英语、乌克兰语和中文等多种外语。《人文学的历史》通过聚焦古往今来浸淫在各种文明中的学者借以辨识文学经典、艺术、音乐、语言、文学和历史中的模式的方法，建构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形成史。科学史的书写早在十九世纪便已蔚然成风，社会科学通史研究也在新时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但人文学历史的书写却始终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当代科学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乔治·萨顿曾勉力书写包括所有学科的历史，但受制于高度实证主义的进步概念，其皇皇大作《科学史导论》并未超越十四世纪，更不用说于其间人文学仅占据着非常边缘的位置；萨顿在令人欣慰地“写入”语言学和音乐学的同时，排除了人文学的历史所不可或缺的艺术史和文学理论。所以，萨顿的著作并非是关于学问与科学的通史，更不必说是人文学的通史。

    从历史书写的观点来看，人文学的历史可谓因缺席而引人注目。这一现象的发生在任博德看来，直接联系着人文学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中呈现出的一种日益碎片化趋势。正因如此，已被书写的人文学的历史不但为数不多，而且通常是单个人文学科的历史，比如语言学史、文学理论史，以及史学史；不同学科中的方法与原则之间的联系鲜有被建立，于是有了这样一种奇怪情势：同时深耕于语言学和音乐学的威廉·霍尔德通常被视为两个不同的人、同时为历史编纂学和诗学设计了叙事方案的司马迁仅仅被视为历史学家。

    有鉴于此，任博德摒弃了孤立考察人文学历史的惯习，选择了以比较法的、跨学科的历史为旨归。我们可以透过《人文学的历史》看到，帕尼尼的印度语言学首先渗透到了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之后意义深远地影响了欧洲的语言研究；崛起、鼎盛与衰落这一不断循环的历史模式的“发现者”既包括希腊的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也包括中国的司马迁和非洲的伊本·赫勒敦。同时，为了克服西方中心主义，任博德不但指出了地区间的人文学互动实践在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已有千余年之久，而且在关注人文学在欧洲与美洲的发展的同时，讨论了人文学在印度、中国、伊斯兰文明与非洲等地的发展，甚至对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也都有所涉猎。

    另外，任博德在采取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这一“经典”时期划分的同时，鉴于这种分期描述中国、印度、伊斯兰文明和非洲人文学科的失灵，他也经常参照特定地区的时期划分，比如中国的朝代，并且设法在不同学科和地区之间进行尽可能多的比较。这样一来，他聚焦的是人文学科的内部发展，而不是它们的外部文化语境；他选择的是一种编年史结构，而不是一种基于主题的处理办法。

为消解“两种文化论争”找到一种进路

    作为一个整体，《人文学的历史》所建构的是已然在人文学科中被发展的方法原则、已然在对人文材料的研究中被发现的模式的历史。被发现的模式可能是简单的规律（包括例外），但它们也可能由语法之类复杂的规则系统组成，或者甚至包含严格的模式，比如语言中的语音演变定律、音乐中的和声法则。事实上，任博德的“模式”概念无所不包，包括可以在并不精确的规律与精确的定律之间发现的一切，虽然必须指出的是，哲学和神学中的部分经验性的探寻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他的忽视。任博德关照了帕尼尼和阿波罗尼奥斯·狄斯克鲁斯的语言学，但孔子和柏拉图的语言哲学在书中只可谓是一种“在场的缺席”；神学中关涉考察文献源头的部分得到了讨论，而思辨神学则没有。

    《人文学的历史》首次全面梳理了人文学从古至今的历史，恢复了帕尼尼、瓦拉、葆朴以及无数其他经常被忽视的思想巨人与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比肩的历史地位，因而恢复了人文学在科学系谱图中的应有地位，这将不仅有助于消解两种文化论争，或者至少为之找到一种进路，而且毋庸置疑将促成实现人文学的自我救赎。倘若人文学的历史曾经因为其缺席而引人注目，《人文学的历史》理应因为其今日的在场而备受关注，在科技对日常生活的支配越来越强的当下中国，尤其理应如此。

    （作者：徐德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 ［荷兰］任博德 著

    徐德林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