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韵书香悠远

遥望红楼灯火

    燕园的春天醒得早，未名湖面的冰还未消融，畅春园墙边的山桃就悄悄地开了。山桃花开得有点寂寞，它开在人们不知春来的季节。记得那天，心绪苍茫，那是一位诗人离去的日子，一帮人在鸣鹤园那厢山崖寻找歌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迎春花。不想迎春也是心急匆匆，只剩下些零落的花朵供人惆怅。连翘倒是多情，它用一片无边的黄金海，慰藉我们的春愁。这一年3月的末梢，时间穿行在这座京城郊外的园林。

    遥想当年红楼的灯火笙歌，民主广场的悲愤呐喊，此际却是满园春意阑珊，花明如昼，花飞如雨，不觉间，已是120年无声无影地流逝。蔡元培先生在花丛中微笑，身上洒满花朵般的阳光。李大钊先生依然坐拥俄文楼前一片绿荫，时时有他永久的青春作伴。他的那些从沙滩红楼搬过来的图书，虽历经战乱，却仍完好无损，大部分已收藏于贝公楼旁的档案馆。先生心安。我曾在那里墨绿色的幽暗的老台灯下，翻阅过散发着百年墨香的《清议报》，纸黄页脆，窸窸窣窣，令人怀想19世纪昏黄的夕阳。

    这是如今的燕园北大。作为一所标志性的新型大学，北大与世界各国的名校相比，历史并不算长。120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历法计算是两个甲子，总共只是120个春秋寒暑。要是我们撇开长短的议论，纵观北大两个甲子的历程，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大概括和大总结。它浓缩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忧患、苦难以及追求，它记载着中国为摆脱无边苦难而进行的抗争。故此，北大迄今拥有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经典缩写——这是一部“悲欣交集”的跨越了3个世纪的“漫长”的史书。

前世今生的“胎记”

    北大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岁月。公元1898年，旧历戊戌，是清光绪二十四年。这一年，中华大地有大事发生：光绪皇帝顺应了维新的主张，下“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在变法所颁诏书中，当年7月3日“诏立京师大学堂”的诏书格外引人注目。它预示了开科取士传统的终结，从这里发出了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的最新信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革黜历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代之以当世通行的现代综合性教育。此项改革跨度甚大，是以建立新型大学为出发点，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人才培养的旧思路，而期之以全新的现代教育的建立。

    建立京师大学堂不啻为当年一件惊天动地之举。为了这所大学的诞生，当时的总理事务衙门起草了一份规格很高的文件：“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我们不难从这些高级的措辞中看出当局对未来的这所大学的郑重预期。但随着变法失败，维新变革的所有政令顷刻间都成了废纸，京师大学堂的建校之议亦被搁置。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创立大学堂的拟议尚存，成为斧钺缝隙间的一个“幸存者”。

    那真是一个灾难的年月：六君子弃市，康有为、梁启超出走，年轻的皇帝被囚禁于瀛台……那时中国的上空阴云密布，而无边苍茫中一星犹明，人们对事关人才培养的教育革新，依然心存一念。建立京师大学堂的“项目”没有被取消，它在一片凋零肃杀中依然默默等待。也许这就是北京大学前世今生的“胎记”：北大生于忧患，历尽沧桑，心系国运，不离不弃。北大不仅是如鲁迅先生所说“常为新的”，而且始终是命中注定的“以身许国”，坚定且自强。

方生未死之间

    北大诞生于历史转折的节点上，120年的校史前后跨越了3个世纪——19世纪的晚清、20世纪的民国，以及20世纪以来的今日中国。它经历了列强侵略、国土沦丧、战争和动乱纷至沓来的年月。这不会是巧合，更像是宿命，北大诞生于中国的方生未死之间。当年，在周遭一派静默中，中国的志士仁人探寻救亡图存的道理，而新型大学的理念即是其中的重要“选项”。从古旧的思维和积习中走过来，早期的京师大学堂面对的是这样尴尬的局面：它当初设置的所谓新科，仍是旧学堂搬来的诗、书、礼、易、春秋那一路数，学员称“老爷”，可以随带仆役，不同程度的毕业生分别授贡生、举人、进士头衔等，总之，依然一派旧日模样。

    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选派京师大学堂的主管方面倒是慎重的。清政府委派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朝廷重臣。他于咸丰九年（1859）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都是当朝命官，1889年代理工部尚书，次年3月又兼刑部尚书，11月被授予都察院左御史。光绪十七年（1891）先后又兼礼部尚书、工部尚书，迅即补为顺天府尹。在短时间内屡官屡迁，屡迁屡升，充分说明他是能力与才情超强之士。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官吏，他有新思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集传统经学堂与西学之优长于一身。

    因为京师大学堂乃国中诸学堂之首，所以当局总是寻找学界的领袖人物主政北大。管学大臣孙家鼐之后，继任其位并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是严复。要是说，作为朝廷命臣的孙家鼐是旧式官僚的话，严复可是非同一般的学界泰斗。严复是福建侯官人，国学修养弘厚，是个学贯中西、业通文理、习兼文武的奇才。早年应试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被录取。船政学堂四年中，严复学习了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现代科目。

    船政学堂毕业之后，严复曾随“威远号”远航新加坡、槟榔屿，又曾乘“扬武号”巡航黄海和日本海。1877年至1879年，严复受派赴英国普兹茅斯大学留学，又到格林尼次海军学院深造，在那里得到多方面的学术滋养：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各科知识。所以，我杜撰地称他“习兼文武”并非无据。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文学科方面的造诣也是国中翘楚，是他第一次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是他首提译事的“信、达、雅”三原则。他当然是实至名归的非常理想的校长人选。

为北大铸魂

    京师大学堂刚建校的时候，并没有像如今盛行的这种大兴土木盖新房子，记不清是用了哪家皇亲国戚的旧宅了。正式挂了北京大学的牌子后，像样的也只有一座红楼。今天看来，红楼也是很普通的建筑。有资料说，当年印刷厂就设在红楼底层，颇有一些“前店后厂”的味道。红楼以外，其余各个院系（初期叫“门”，如国学门、哲学门），也都是“散居”于京城的各处。庄严的学堂被那些迂曲的胡同隐蔽着，让那些老槐树的浓荫遮掩着，也都是深藏不露的。当日学员的穿着，一般还是长袍马褂，后来有少许穿洋装的，大体总是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这种风习一直延续着，从沙滩到海淀，基本若是。故民间有“清华富，北大穷”“燕京洋，北大土”的顺口溜“传世”。

    蔡元培是当代名士，在履新北大校长前已有非常丰富的阅历。他早年遍读经、史、小学诸书，儒学造诣深厚。他是前清的进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戊戌变后，回乡兴办新学，提倡民权。辛丑当年他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后任爱国女校校长，与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1898年开始学习日文，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美学和心理学，以41岁的年纪开始学习德文。蔡先生接手北大之前，曾任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已是中国学界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面对的是弥漫在校园里的读书做官的旧习。甫一上任，他即昭告诸生：“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阶梯”。蔡元培主政北大，不是为北大盖新房子，而是为北大立新精神。这就是鲁迅觉察到的北大之“新”，不是新房子，而是新思想、新精神。此种新精神由如下当当响的16个字组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号）。当年，蔡元培屹立于四围积习的榛莽之中，义无反顾地实行他的立校主张。马寅初回忆说：

    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不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讦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见《北京大学月刊》第1期）。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欢。

精神遗产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初，即庄严宣告他的办学理念：“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经蔡校长一番倡导，北大气象一新，俨然被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生命水。这就是蔡元培以大手笔为北大打下的精神基石，这大手笔源于他的大胸襟，有大胸襟方有绵延至今、蔚成风气的大气象。

    在今日，红楼早已为别家占用。现在北大所在的燕园，原是燕京大学校址，却也是别人家的房子。现今燕园的新旧房子当然都不是蔡校长盖的。蔡校长没有为北大留下“房产”，他留下的是精神，是与世长存的北大精神。不管北大栖身何处，宽宏博大的北大精神总是绵延不绝地流淌着。这种精神在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奠定无形而不朽的基石，这是蔡元培先生为北大铸造的千秋大厦，也是前人为今人留下无价的精神遗产。

    1937年北平沦陷，北大南迁长沙，与清华、南开共同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告急，又西迁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避难途中，衣食尚且不保，校舍云云，未免总是奢想。而联大师生却是一路弦歌前进，千里跋涉，风餐露宿，依然书声琅琅，歌吹遍野，浩气干云。这真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艰难岁月，为挽救危亡，千余师生投笔从戎，远征印缅。硝烟弥漫处，科学民主的旗帜依然飘展迎风，在遥远的边地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新乐章。起初是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后来是求自由、争民主，联大师生的身影始终跃动在艰难岁月勇猛行进的行列中。

维护学术尊严

    一方面是笙歌弦诵，一方面是秉烛夜读，充耳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居陋巷，简衣食，联大师生也从来没忘了书窗外的风雨雷电，他们把天下事揽入胸怀。腥风血雨的岁月，李公朴倒下了，闻一多悲愤陈言：“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的《最后的讲演》惊天动地，他真的一去不回。他们的鲜血染红昆明街头，他们唤醒了更多的人。但即使是那样惨烈的年代，战争在远处进行，诗歌依然从容地在这里传播、生长。记得当年，冯至从乡下步行进城讲课，数十里乡间小道，行走间吟成一本精美的《十四行集》。其间有战争烟云，亦有人生哲理，展现了诗人的清雅情怀。悲愤之下，文雅的诗人难免发出《招魂》那样愤激的诗句：“正义，快快地回来！自由，快快地回来！光明，快快地回来！”

    为了投身世界反法西斯大决战，师生们穿上军服，背起武器，与史迪威将军一起深入印支半岛的热带丛林，协同盟军作战。野人山受困，滇缅路急行军，队伍中就有年轻的联大诗人穆旦和杜运燮。为了中国明天的航天事业，从联大低矮的屋檐走出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两弹一星的元勋。这就是处变不惊、从容儒雅的北大人。

    我常想，要是说蔡元培创造了一个追求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的时代，那么，马寅初就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维护者和践行者。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讲演，蔡元培的演讲是《劳工神圣》，马寅初的讲演是《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可见在当年，蔡元培和马寅初就已是心灵相通的“战友”。马寅初1951年出任北大校长，他以潇洒涵容的姿态治理学校，延续和守护着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

    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马寅初面临着一场更加艰险的挑战。一席“新人口论”的忠言，遭到了有组织的围攻。在批判马寅初的口号声中，三角地贴出了“我们不要这样的校长”的大字报。马寅初孤身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黯然落幕的马寅初时代，留下了令人唏嘘的记忆。王瑶先生后来沉痛地告诉笔者，他为自己当年在要求罢免马寅初的大字报上签名而深深愧悔。

    岁月如河，浸漫无际。有些人走远了，有些人加入进来。一切都在继续，一切都是庄严而沉重，明亮而美丽，创造，建设，坚持。有学者曾严词指出北大如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在北大，其实并不断然拒绝“利己”（当然不必“精致”），但总是把“利他”置于“利己”之前。言谈之间，不觉两个甲子就这样过去了，“振兴中华”的呼声犹在耳畔。

    （作者：谢冕，系北大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