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3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两位为出版作出巨大贡献的出版家。
一位是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他的那段名言,一直激励着中国出版人:“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的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
1915年1月,《大中华》杂志创刊,陆费逵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编。在对股东会的报告中,陆费逵说,创办《大中华》“期于杂志世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实无穷也”。
何等的气魄和胸怀!陆费逵先生这一出版理念,不会因为百年时光而过时。相反,它永远是出版人努力的指针。
另一位是德国的图书出版商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Siegfried Unseld)。二战后,翁泽尔德的老师德国著名哲学家赫塞(Hermann Hesse)找到他,说德国战败了,经济和军事一时难以与美国抗衡,德国的天空一片阴霾,德国人的心死了,你最好去做文化工作,做杂志或者做出版,重新唤起德国人的精神,保持德国的大国地位。
听从恩师的意见,翁泽尔德1952年到了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rmp Press),随后规划出版了著名的“彩虹系列”丛书,像在天空中画出一道彩虹,划破了沉寂与彷徨,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文化精品,为德意志民族提供了完整的人类文明知识谱系。在苏尔坎普出版社整整工作了50年后,翁泽尔德于2002年去世,这个消息惊动了德国政界、商界和文化界。
图书出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永不停歇的发展脚步,陆费逵和翁泽尔德的故事让我们深有感触。
1978年,我国全国出版的图书只有1.5万种,而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已是50万种。在出版物数量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们对图书出版的品质有了更多期待。人人都能写书固然好,但未必人人都能写出好书。出书能赚钱固然好,但未必能赚钱的书都是好书。出版,应该保持崇高,应该有更多的书卷气、文化味,不能为了市场疲于奔命,不能为了利益而放弃尊严。如今,重新审视塑造出版价值观,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典籍存,则文化存;典籍亡,则文化亡。一部优秀的出版物,应该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任凭时光流逝,其光芒也永不褪色,或许这才是出版的核心价值。
(作者:计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