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闲拈出便超然

    《三峡书简》是王彬先生的散文新著。在这部作品的自序里，作家开门见山地打捞出时光深处的一个长镜头：北京的大雪之夜，“我”在公交站台上等车。一个裹着棉衣、戴着口罩的女孩也在等车，却立在站台前的自行车道上。由于地面结冰，几位经过站台的骑行者为躲女孩而摔倒。看到这些，有人喊女孩回到站台，但女孩却依然故我……女孩何以如此，最终结果怎样？接下来的文字未作交代，而是在淡出作家记忆之后，同一种理性告白相衔接：“我一向认为，散文不过是对生命的一种凝望——苍莽或抵近，寒冷或温暖，混沌或清晰，长歌或低音，真挚而随意。我今天对往事一点薄明的琐忆，或者也是一种幽寂的潜涌。”原来这段意味隽永的序文，旨在为作家的散文观念现身说法，即郑重指出散文写作贵在“真挚”和“随意”。而一部《书简》，正是作家在如此观念支撑下，成功的精神外化与艺术腾挪。

    好的散文应当是作家精神与人格的直呈，应当具备切近作家内心真挚可感的艺术品质，这是散文世界的基础伦理。然而，散文家要将这一伦理成功地浸透于作品之中殊非易事。纵观古今散文之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现象何尝鲜见？更遑论还有形形色色的言不由衷和虚与委蛇。难怪八百年前的元好问会发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感喟。相比之下，《书简》呈现出难能可贵的审美情境。细读该著，不难发现，作品的完成虽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但作家真挚坦诚的自我却始终在场。这种鲜明而稳定的精神色调，不仅提领着作家笔下所有的场景与物象，而且最终构成了全书突出的艺术特征。

    在《书简》中，有不少篇章是以自然万物为对象的。《我对一种树的认识过程》《宙斯的礼物》等，勾画时空转换中的树木姿容；《次第花开》瞩目春风唤醒的京城花期；《带囚笼的歌者》点染会唱歌的蝈蝈；《银雀山庄》则聚焦善营巢的喜鹊……无论锁定哪种对象，作家都避开了孤立的胪陈或静止的描摹，而是坚持从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感知出发，以平实从容的笔调，讲述自己与对象的缘分和交集，自然而然地皴染其状貌，揭示其习性，钩沉其负载的文化内涵，同时亦披露自己的内心幽曲。这样写成的文字，不但使自然万物一派流光溢彩，摇曳多姿，更传递出作家一种神思舒展，逸兴沛然的生命情趣，一种心系万物，热爱自然，健朗自由的生活态度。

    回眸历史人物与文化遗迹，也是《书简》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作品自然要引入具体人物、事件、景观和史料，也必然要展开对象性的描述与绍介，不过所有这些，都不曾冲淡作品的主体色彩，更没有影响其行文叙事的真挚效果。究其原因则在于作家笔下的历史书写，依旧饱含了“我”的精神与意趣，是一种“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譬如，《范文程》旨在揭示清初贰臣范文程的内心世界。这种揭示就不是单纯的史实打捞与史料考辨，而是将这些巧妙地穿插到作家寻找主人公故居和墓地的过程之中，从而让一种情因境生的夹叙夹议，充分表达“我”在历史现场的情怀与褒贬，当然还有对某些流行意趣的质疑与否定。《顾太清》关注晚清著名女词人顾太清。这种关注也不是一味钩沉主人公的身世与创作，而是同时写到“我”对其故居的探访，以及该处匪夷所思的现实情境。这时，作品留给读者的，除了女词人风雅而落寞的身影，还有作家面对历史沧桑和文明更迭所具有的忧患意识与守望精神，即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一贯的率真与执着。

    散文是求真的艺术，同时也是尚美的艺术。不过在很多时候，散文之美并非仅仅指构思的巧妙、意境的圆融或修辞的绚丽，而是在此之外，更需要一种无拘无束、舒放自如的叙事风度。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亦如鲁迅所言：“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无妨。”王彬多年精研中国叙事，自然深谙个中三昧，而《书简》正好把散文的“随便”之美，表现得既精彩又酣畅，进而成为自身的又一突出特征。

    北宋吴可《学诗》云：“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窃以为，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王彬的散文，并非溢美之词。

    （作者：古耜，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