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叙事与乡土叙事的双重新地标

    【研究心得】

    进入二十一世纪，女性写作不再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局限于女性的、性别的议题，而是面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换句话说，女性写作发生了转型，但转型并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就是最好的证明——女作家们将性别立场带向一向由男作家主导的乡土叙事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起乡土叙事和女性叙事的崭新空间。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迟子建、铁凝等少数几个女作家外，乡村几乎是女性写作的盲点。这一状况的改变始于世纪之交——女作家们日益介入乡土叙事，作品渐渐漫衍成潮，迄今为止，作品总数不下百部，许多作品颇具影响，如王安忆《富萍》、铁凝《笨花》、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方方《奔跑的火光》、孙惠芬《民工》、葛水平《喊山》、林白《万物花开》、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乔叶《最慢的是活着》、严歌苓《第九个寡妇》、邵丽《明惠的圣诞》、魏微《大老郑的女人》、北北《寻找妻子古菜花》、马秋芬《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叶广岑的生态系列、梁鸿的梁庄系列……显然，女性乡土叙事不仅是新世纪女性文学的重镇，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成为一股具有崭新特质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这样的差异只有在性别和乡土双重视角的互动中才能把握和理解。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同质性的乡土经验，经验会因为经验主体、表述主体种种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色彩，性别身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变量。“五四”以来主流乡土叙事所传达的乡土经验看似中性，其实是男性的乡土经验；同样，男性农民形象被理所当然看作农民形象的全部，从而忽略了“乡村女性”这个特殊的农民群体之乡土经验、身份内涵的独特性。而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贡献恰恰在于传达出一脉女性的乡土经验，建构起一片女性的乡土。尽管这样的女性乡土经验在“五四”以来的乡土叙事传统中其实并不缺乏，但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改写。从这个角度而言，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以整体性的阵容“浮出乡土地表”，其文学史、文化史意义不容忽视。

    进入21世纪以后，乡土文学的概念、边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工的形象成为最重要的农民形象，与此相对应，“打工妹”形象也成为最重要的乡村女性形象。因此，对“打工妹”这个群体生存境遇的表述即所谓“打工妹叙事”，就成了女性乡土叙事介入当下乡土中国的一个重要支点。“打工妹叙事”为我们呈现转型期阶层、性别、城乡之间复杂权力纠葛、从乡村到都市的空间变迁，给乡村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境遇、丰富多样的经验和主体位置，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发迹传奇或沦落故事，也远非解放/禁锢、进步/落后、文明/愚昧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二元对立范畴所能覆盖得了的。因此，女作家笔下的很多“打工妹”形象都大大僭越了人们关于乡村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文化传统日益成为乡土叙事的重要诉求。建构女性与本土/乡土/地方文化传统间的关联性，也是这股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重要议题。王安忆《天香》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天香》写的是明代上海顾绣的历史，《天香》中的上海是现代上海的乡土前身，而刺绣又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产物。“刺绣”原本是集中表达儒家性别制度对女性全面规训的“妇职之技”，却被王安忆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作为顾绣精粹的“绣画”和“绣字”，集中体现女性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独特传承。它超越了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士大夫笔墨书画传统，不是对后者的仿制或补充，而是提升和再造。它用蚕丝甚至头发等生命的衍化之物，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针黹，赋予空疏高蹈的书画以坚实的肉身，“绣画”和“绣字”，已然是女性与民族文化传统关系最形象的隐喻。

    正如前文所言，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乡土经验，乡土经验会因为经验主体、表述主体性别身份的介入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同样，也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女性经验，女性经验也会因为民族、地域、阶层等其他差异而呈现出不同色彩。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一方面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主导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从而构成与20世纪乡土文学传统和女性文学传统的双向对话。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乡土中国的文化自觉与重建，乡土文学不仅是百年新文学最重要、最成熟的文学类型，也是百年新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文学形态，而且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依然可能是中国文学重镇的话，那么，女性主义、性别立场向乡土叙事领域的渗透，其意义不容小视。它意味着女性主义本土化终于落到了实处，标识着新世纪女性叙事和乡土叙事的双重新地标。

    （作者：王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世纪初年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负责人、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