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全志》所传播的中国文学

    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主编的《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自然之描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译习称《中华帝国全志》）刊行于巴黎。直至19世纪末，这部汇集了此前百余年间入华耶稣会士言说中国成果的巨著，成为西方认识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中华帝国全志》皇皇四卷本，约2500页，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而论说或呈现中国文学的部分主要集中于第二卷、第三卷。

    第二卷所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以今日的眼光看，主要指文化经典，这也间接反映了《中华帝国全志》刊行之世西方人对littérature（文学）观念的理解。该部分先有编作者对“中国文学”的总述，其后所收为中国“一等经书”（《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及“二等经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的简介和节译。《书经》《诗经》的节译系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Henry de Prémare，1666—1736，1698年入华）所译，《书经》部分作四段，分别收录《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仲虺之诰》，《咸有一德》，《说命》。《诗经》部分收诗八首：《颂·敬之》《颂·天作》《大雅·皇矣》《大雅·抑》《大雅·瞻卬》《小雅·正月》《大雅·板》《大雅·荡》。这些篇章，均述及“天”“上帝”“皇天”“昊天”这些字眼儿。

    结合具体文本来看，如《大雅·抑》“昊天孔昭，我生靡乐”，译文作“上天明分善恶，憎贵眷卑。我可有一瞬犯天，以求苦生一时之乐”，富于天主教意义的“憎贵眷卑”一语为译文所衍，显然是译者加入了个人理解。又如，《大雅·瞻卬》被解释为“关于人类之堕落”，《小雅·正月》被解释为“悲叹人类之苦难”。后诗译文有两处值得注意：一处原典作“谓山盖卑，为岗为陵”，译文改作“渎教之人，颠倒高下”；另一处译文添加了“其罪累累”一句。“渎教之人”（Impies）的添加便于从对立面来“确证”中国古代的天主信仰，而“罪”（péchez）这样富于天主教意涵的语汇加入其中，也容易赋予中国原初文化以天主教色彩。《大雅·板》译文又被注明是“同一主题”，即“悲叹人类之苦难”。详察《中华帝国全志》所收八篇《诗经》译诗可见，对上帝、昊天的威严的强调，对人类“堕落”“苦难”等字眼的反复灌输，自然容易使当时的欧洲读者在中国经典中读出与天主教教义相契合的道理，然而实际上这只是译者的想象。

    其后所收六种“二等经书”，系编者杜赫德转译自法国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çois Noёl，1651—1729，1687年入华）的拉丁文译本《中华帝国经书六种》（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1711年刊于布拉格）。就《孟子》而言，孟子“道性善”，这与天主教“人有原罪”的基本教义相悖；且孟子主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成为古代中国男子纳妾的一大理据，而纳妾与天主教“十诫”中的“毋行邪淫”相悖，成为中国男子入教的障碍。因此，从入华伊始，耶稣会士虽附和先秦儒典，对孟子却往往持回避态度。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1659年入华）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人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名曰“四书”却无《孟子》，很可说明问题。相较于前作，在对待孟子的态度上，《中华帝国全志》表现出一种转变，不再回避，转而选刊和征引，这也传达出当时西方汉学开始有所转变的某些迹象。

    如果说，《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所呈现的“中国文学”，以后世的眼光看，系文化而非文学经典，那么，该书第三卷所收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1699年入华）译自明代抱瓮老人所编《今古奇观》中的三篇小说《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怀私怨狠仆告主》《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及马若瑟译自《元人杂剧百种》的元人纪君祥所撰杂剧《赵氏孤儿》，则是地道的文学作品。《中华帝国全志》使来自遥远东方的三部小说和一部戏剧得以与西方读者见面，《赵氏孤儿》自此成为在西方影响很大的中国剧作。法国学者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据此创作了《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755年在巴黎上演，将事件发生时间移至宋末，塑造了一个一代枭雄受道德感化的故事。《赵氏孤儿》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改编作品。

    在谈论中国诗歌时，《中华帝国全志》称：“中国人所撰作的诗歌，很像欧洲人所作的十四行诗、回旋诗、抒情诗、歌谣。他们的诗句有一定单音字的字数限制；他们所作诗句有的很长，有的很短，长短句相交织，由此造成韵律的多变与和谐。诗句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韵脚、字义，声调多变悦耳。他们另有一种诗，不在乎韵脚，而用一种反衬来表达思想。例如，如果第一句写春，第二句则写秋；第一句写火，第二句就写水。这种作诗方式自有其艺术与难度。他们的诗人有热情，他们的表达常常富有寓意，他们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形象，使诗风更为活泼而感人。”在谈论中国小说时，《中华帝国全志》称：“中国作者不仅写作他们帝国的历史，还利用他们的天分和才能撰作不同样式的小故事，有趣又有益。这些故事类似我们近几个世纪很流行的小说（Roman），不过有一个区别：我们的小说多为一些风流韵事或奇思妙想，旨在愉悦读者，这些小说尽管可以混合着艺术的热情娱人，但有时也变得非常危险，特别是在青年人手中。与之不同，中国的小故事常富教育意义，囊括了重整风俗的精当格言，总是旨在实践某种道德。这些故事通常混入四五句诗，以使叙事更为生动。”

    应该说，对于中国诗歌的诗句形式、押韵方式、反衬对比、意象使用，对于中国小说的教化功用、叙述间杂入诗句的形式，《中华帝国全志》的陈说都较精当，对中国文学有一定的认识，为西方读者带去了准确的信息。

    由《中华帝国全志》所传播的中国文学可以看出，作为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巨著，该书同诸多汉学著作一样，一方面向西方读者传达了关于中国的真知，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编作者的主观色彩。对于此类跨文化作品，我们需就具体内容进行具体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一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的特色。

    （作者：张明明，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