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的学术基质

    【依托学科 推动“两创” 国学学科化建设】

    船山学是中华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船山学是指由船山本人所阐释和建构起来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其后人对船山思想和精神研究成果的总和。在船山学的思想研修和体系建构中，船山本人阐释和建构的学术思想体系是原初的理论基点和学人们不断聚焦、不断接近和不断深入研究的原点，后人对船山学的理论致思、学术品评以及体系建构则是从船山思想体系出发的再研究与再建构，二者组合成船山学的义理建构和体系建构。

    就船山本人对其学术致思和建构的成果而言，可以用船山的三句名言来概括，此即“坐集千古之智”“希张横渠之正学”“六经责我开生面”。

    “坐集千古之智”，是说船山治学是建立在对前人学问全面系统总结基础之上的，有一种对中华学术予以全面清理、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追求。它不仅揭橥了船山学得以挺立的思想来源和学理基础，也昭示出船山学集中华学术之大成的建构意义和精神气象。在中华学术史上，孔子是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华学术作出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孟子·万章下》有言：“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金声玉振”是孟子用来比喻孔子对中华学术全面系统的整理总结及其所作出的贡献的词语。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以及“以《诗》、《书》、礼、乐教”的学术文化总结的贡献也作出了高度肯定。除孔子外，荀子、董仲舒、朱熹、王船山等人也对中华学术文化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从某种程度上说，船山的总结似乎有超越荀子、董子、朱子而遥契孔子的意义。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王夫之的历史任务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别是哲学中的各种问题作总结。这个任务他出色地完成了”；“王夫之的学问广博，对于儒家的重要经典都作了注解。对于以前的哲学思想都有所讨论和批判”（《中国哲学史新编（下）》，第328页、第331页）。船山生当明清鼎革之际，试图对引起当时社会变故、民族危机的内在因由予以学术文化史的全面考察和系统总结，以其为锻铸未来寻找新希望的种子。他以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精神，从经史子集诸领域总其成，不仅全面扬弃程、朱、陆、王，批判地总结了宋明道学，而且精研易理，熔铸老庄，旁及佛道二教，对中华学术文化作出了堪比孔子的全面系统的清理、总结和反思，由此使其学术呈现出“分言之则辨其异，合体之则会其通”的特点，这是船山学博大精深、含弘微妙的根本所在。

    “希张横渠之正学”，是说在对宋明道学比较品评的过程中，船山学有一种希冀阐发张载关学的精深义理、弘扬张载关学真精神的学术致思路径和学术价值追求，明确了船山学在对中华学术文化特别是宋学义理探求和价值建构上的自我定位，也道明了船山学希冀弘扬中华正学的理论品味和学术指向。船山学在对中华学术各家各派的学术研修和比较品评中，从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维系与发展的角度，且从思想本身的正当性探求以及合乎中华正道的高度，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宋代的承继者为张载，此即是中华正学的集中表现。而商韩法家、佛道二教所宣扬的人生哲学、道德哲学多有偏离中华正学的乖谬之处，则是他所要去批驳和匡正的，此即是船山所言的“辟佛老而正人心”。船山认为，在宋儒各派中，二程之学和朱子之学虽都是正统儒学，但皆有矫枉过正之偏，所以在战胜异端方面缺乏应有的力量，只有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的学说才是“引万派而归墟”的正学。张子之正学其实就是立天、立地、立人之中华易学的传承与发展，有一种“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的价值特质和学术品性灌注其中，彰显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和价值担当。张子之正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其理论的力量如同天上的皎日可以照彻地上的幽处，使人顿生一种思想的光明。但由于张载是无官职的平民百姓，“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道之诚然者不著”。如果张子学说能够得到有效传扬，并用张子之学“正童蒙之志于始”，那么，佛教宣说的那些非生非死之狂惑就将“不折而自摧”，陆王心学那些过度主观化的观点亦会得到有效的抵制。对张子之正学和对中华正学的倾慕及其所作出的肯定性接续与弘扬，无疑是船山学之学术气质、学术追求的集中呈现，也彰显出船山学走向主流和引领潮流的学术特质和价值禀赋。

    “六经责我开生面”，是说船山学既以六经为根源，守护中华文化之根脉，又对六经作出创造性诠释，赋予六经新的时代内涵，开拓出中华文化新局面和新气象的学术品质和创新个性。船山学在“学”与“思”诸环节上都坚持并弘扬“必在我而审其从违”的学术独立性和学术主体性，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和文化自强的精神，且在“道莫盛于趋时”“德莫贵于日新”道德信念的支撑下，将眼光投向于未来民魂、国魂的锻铸以及中华民族的“衰而复兴”“阙而复振”这一宏大志业上，以此来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华学术新体系。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献身学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人境之美，穷性命之原，明兴亡因革之理，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宗教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新突破和新贡献”（参阅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第608页），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精深厚重、历久弥新的精神文化财富。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通过将船山与明清之际的诸思想大家以及与宋明诸儒加以比较得出结论，认为船山之学，继承了横渠长于精思、显真明体的传统，同时又能“旁治老庄佛理”，并能于“心理入微处推见症结”，“切中流俗病痛”，进而生发出“豁蒙辟昧之力”，从而远远超越了横渠之学，具有“掩诸家而上之”的特点。在钱穆看来，“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然梨洲贡献在学案，而自所创获者并不大。船山则理趣甚深，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这里钱穆将船山视为明末三百年来所未有的思想大家，不独如此，他认为，即便将船山置于宋明诸儒的行列予以比较，船山之学的“博大闳括，幽深精警”也是其他诸儒所不及的。侯外庐在《船山学案》中指出：“夫之先生的学术，比清初的诸大儒都要丰富多面……夫之先生的学术是清以前中国思想的重温与发展，他不但把六经别开生面地重新解说，而且从孟子以后的中国哲人多在他的理性主义批判之下翻案估定，所以他的思想涵盖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他在猺洞里著作有那样大的成就，我们不能不钦服他可以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并辉千秋，他使用颇丰富的形式语言成立他的学术体系，我们又不能不说他可以和德国近世的理性派东西比美。”应该说，侯外庐的评价是契合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品质及其创造性建构的实际的。船山学“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品质及其学术建构是船山学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界之永恒魅力的源泉和集中表现。

    从船山学“坐集千古之智”“希张横渠之正学”和“六经责我开生面”这三大学术基质而言，我们可以说，船山学是中华国学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典范，表现出我们如何对待国学、如何研究国学以及如何赋予国学新的时代内涵应有的态度和精神，对于我们既礼敬中华国学又促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精神启迪和价值砥砺意义。

    （作者：王泽应，系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16JZD007］和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船山学与湖湘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17WTA10］成果）